按民间的说法，谢文东被杀的第二天，党中央要求缓刑的电报传到了当时的勃利军分区。据此，我一些年长的同乡们称：“谢文东死的冤。”民众总是“无知”的，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站错了队，谢文东不该死又有谁该死呢?但是“无知”并不等于无耻，老百姓总能记住一些在正史中所无的东西，所谓的“口碑”里，老百姓的评价绝对比那些被政治搅浑了头的“作家”更接近于事实。其实，真正无知的是那些无视事实的流氓文人。
也许不会有人为这个东北的政治土匪作传了，那么咱就把咱“道听途说”的东西简单整理一下，算是一个东北人对另一个东北人的乡土情谊吧。
谢文东本是辽宁宽甸人，满族。移民至黑龙江的依兰县，一说谢文东家很有钱，因其经营不善而家底败尽，欲绑架当地富户不成，逃到了黑龙江。不过，我们村的一位老人同谢文东关系密切，他说谢文东大字不识，且矮且瘦，所以，谢文东的家庭出身恐怕不会是太富裕的家庭，作为满人而潦倒在清末是很普遍的现象。
黑龙江的谢文东很勤奋，在山中倒运木材。那时候日本人开采鸡西煤矿正如火如荼，需要大量的木材，谢文东因此发家致富，购房置地成为依兰土龙山附近的地主，年龄渐长的谢文东妻儿成群、朋友如云，幸福的晚年似乎在向他招手。
风云突变，日本人打进了东北。按老人们的说法，九一八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京搂着演员胡蝶跳舞，听到事变的消息时说：“等跳完了再说。”我的父老们称：“少帅比不上大帅的一个脚趾头。”那位东北的实际“主人”居然放弃了东北。
马占山将军在齐齐哈尔举兵抗日，失败。其部下丁超、李杜等转移至黑龙江东部，后经过苏联境内撤退到了南方，大量的枪支弹药散落到了民间，这差不多是东北民众最初抗击日军的主要武器来源。
1934年，谢文东聚众于土龙山起事抗日，我见过土龙山，那是长白山边缘丘陵化了的一个小山包，懂风水的人称其“不是个能成气候的地方。”成不成气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敌入侵，国人何以自处的问题。谢文东再无知，也不会相信自己可以驱除日本人出东北；谢文东再狂妄，他也不会认为他比张大帅更强，但是他聚众反抗了。天下兴亡，总是由“匹夫”来承担责任，中国的历史向来如此，近代的东北怎么会例外呢？
大约是1939年，走投无路的谢文东被日本人擒获，他接受了投降的条件。溥仪在长春接见了他。他还有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日本的天皇要看看这位威震东北曾经给关东军制造了无数麻烦的东北“胡子”。投降后的谢文东不愿为官，日本人为他在勃利修建了五间瓦房，给了他一个勃利“日满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的称号，同时他成了鸡西煤矿的把头。
生活总要继续，他的生活又一次安定下来。不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他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八位亲人。他的夫人和长女冻死在他的身旁，他的幼女则是被日本人俘获后虐杀的，长风猎猎却无战旗飘飘，年过半百的谢文东苦熬着岁月。
赵尚志殉国后，谢文东被叫去认尸，一个警察为了方便谢文东辨认，用脚去踢赵尚志的头颅，冻在地上的一缕头发被扯掉了。谢文东骂道“妈了个巴子”，用力推倒了那个警察。看到赵尚志的容貌之后，说：“人死了，弄一口好棺木吧！”言毕，掉头而去，泪如雨下。
我痛恨那些闯入我家乡的日本人，但是我依然敬佩日本人。谢文东力战而屈，除了逃入苏联境内别无生路。但是，日本人依然给了谢文东做人的尊严，中日两国的国势兴衰大概就深藏于这种基本的思想方式之中吧？我更敬佩谢文东，作为东北人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他聚众抗日的时候，张学良、国民政府在做什么？然后，谢文东力尽而降，有人据此指责他。他手上从来没有沾他昔日战友的一滴血，在东北的大地上倒是流尽了他众多亲朋的鲜血，你还能指责他什么？弹尽无援，他的投降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在我看来，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不用完美来考量民族英雄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才会有救，伪道学盛行的国度永远没有希望。
“小小的东三省，大大的谢文东”，我的父老们说日本人是这么形容谢文东的。现在，这句话变成日本人对另外一个抗日英雄的的评价了。我敬佩所有的为保卫这片国土曾经战斗过的所有英雄，但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相信我的父老，我不相信那些编造的文人们，还历史以清白真是个任重道远的工作。
日本投降之后，谢文东响应国民政府，再次拉起武装，这是一次不明智的选择。然后，三五九旅进入东北，谢文东变成了中央“胡子”，两军对垒，谢文东的部队再次被击败。1946年末，谢文东被公审处决，死年60岁。
那个背叛东北人的张学良寿终正寝于美国，还能享尽哀荣；而奋起自卫的谢文东却死无葬身之地，土匪是他固定不变的称号。何况，就算谢文东确实是土匪，但他为国捐躯的亲人却是真正的英雄，无人祭奠不免让人遗憾天理无存，呜呼。
看过《林海雪原》的人都记得，其中有个谢文东谢司令。
这谢文东可是个大人物，也是个极为复杂的人。他本是黑龙江省依兰县的大地主，日本鬼子占东北后，也侵犯了地主的利益，谢文东参加了依兰人民反抗日寇的土龙山暴动，被推举为领袖，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后来他率部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他的队伍兵多粮足，成为东北抗联的重要力量，谢文东当过抗联第八军的军长，也成了声名赫赫的抗日英雄。后来，他投降了日本人，成了一个大汉奸。日本人投降，他又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当了土匪。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有一个连红军驻在谢部附近。谢看中了苏军的先进武器装备，就令人将这些爱喝酒的苏联人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将这一百多红军全扒光衣服活埋了。谢文东又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当上东北自卫军司令，与共产党为敌。至此，谢文东成为东北人民的敌人。
为了剿灭谢文东匪帮，解放军在林海雪原展开了艰苦的战斗。曾在南泥湾开荒而声名赫赫的三五九旅是剿灭谢文东的主力。经过几场恶战，谢匪主力被歼，只剩下谢文东及少数匪首逃入深山老林。为了宣传解放军剿匪的战斗过程，当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徐肖冰同志，跟随三五九旅剿匪部队进入深山老林，准备制作一部名为《活捉谢文东》的纪录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架摄影机，竟然成了活捉谢文东的武器，谢文东就是向着这架摄影机投降的。
那是1946年的冬天，牡丹江一带正是冰封雪裹，气温摄氏零下三十多度。徐肖冰同志扛着机器，跟着一个剿匪排艰难地行走在林海中搜索。中午，排长命令休息吃饭，大家就在一个避风的坡下生火，徐肖冰也把已经冻得不能转动的摄影机凑到火跟前。 忽然，放哨的战士跑来报告，说在前面发现了几个人的脚印。在这样的天气，老百姓是绝不可能到山里来的，这脚印一定是土匪踩下的。排长命令分散搜索。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看到有一个小庙，有一个胖子正跪在地上喃喃地祈祷。战士喝令他们举手缴械，可是这几个人不但不听，还向我战士开枪射击。经过一阵枪战，两个土匪被击倒，剩下一个胖子，以一棵大树为依托继续顽抗。战士们分几路包抄过去。徐肖冰也冒着飞射的枪弹，冲了上去。
徐肖冰将摄影机架好对准那个土匪，并打开机器。这个大胖子正靠着树射击，猛的看见一只大口径的“武器”已经瞄准了他。吓得他一哆嗦，枪就掉到雪里了。这个大个子冲着摄影机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双手。战士们上去将这人捆了个结实。一看这人正是大土匪谢文东。
谢文东虽然是久经沙场的人了，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摄影机这种“先进武器”，当时真的是吓破了胆。因为他是对着镜头投降的，这一场面也正好被摄入了镜头。
在杏树底剿匪战斗中，一人劝降400土匪
根据上级指示，杨子荣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牡丹江地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土匪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部队进驻海林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战斗。第一阶段，采取集中兵力、分路清剿的办法，先后歼灭了势力最强、威胁最大的郑云峰、马喜山、谢文东等部大股土匪。 看着战友们在前线与敌人拼杀，把杨子荣急坏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趁着往阵地送饭的时候，也拿起枪与战友们一起参加战斗，有时还帮着出出主意、支支招儿。在一次战斗中，一班长负了重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一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没有个好班长可不行。正当连长为班长的人选犯愁时，指导员一句“你看杨子荣怎么样”，把连长给提醒了。就这样，杨子荣众望所归，当上了一班班长，也遂了自己的心愿。担任一班班长的杨子荣，如鱼得水，在随后的剿匪战斗中，表现得异常机智勇敢，特别是在杏树底剿匪战斗中，孤身一人，闯入敌阵，硬是把400多土匪给劝降了，堪称剿匪战斗的一个奇迹。 杏树底村是位于牡丹江北部的一个山村，这里集结了从各处逃窜来的土匪400多人，他们凭借村子的有利地形和村周围高大的土墙、坚固的工事，与我剿匪部队对峙，企图负隅顽抗。3月22日，攻打杏树底残匪的战斗打响，杨子荣带领尖刀班冲在最前面。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援。几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也隐约听到村子里妇女小孩的哭喊。如果再打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掉，但村里的老百姓也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一个箭步从沟里钻出来，就挥舞着白毛巾，直奔村里，去劝降土匪。 在杨子荣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土匪开始动摇，村里的群众也纷纷劝说土匪赶快投降，别让乡亲们也跟着遭殃。这时，几个土匪头目出来了。为首的分别是从青背村、北甸子逃来的残匪许大虎、王洪宾，和家住本村的郭春富、康祥斌。许、王二人色厉内荏，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郭、康二人因家在本村，不能不顾村里乡亲们的死活，经杨子荣和乡亲们的一番劝说，有了投降的意思。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终，还是郭、康人多势众，占了上峰。杨子荣乘机做工作，土匪们纷纷把枪扔到杨子荣的身边。许、王看看大势已去，也垂头丧气地把枪扔到了地上。就这样，一场血战被杨子荣的勇敢举动化解了。 杨子荣一人劝降400土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部队，部队首长决定让杨子荣到团里做侦察工作，并担任团侦察班班长，杨子荣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此后，在每次的剿匪战斗中，都是先由杨子荣率领侦察员，乔装打扮，深入侦察，待摸清敌人的详细情况后，再由大部队进行围剿。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剿匪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杨子荣也由侦察班长升任侦察排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智擒“座山雕”的经过
经过近一年的剿匪战斗，大股土匪已基本被消灭，但二三十人一伙的小股土匪仍有不少，而且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外号叫“座山雕”的土匪就是其中之一。“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原籍山东昌潍，两岁时随堂兄到牡丹江，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历经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此人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在匪徒中颇有声望，内部人称“三爷”。当年，张作霖和日军都曾想消灭他，但都没成。日本投降后，他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剿匪部队进驻牡丹江地区后，曾对这股土匪进行多次围剿，消灭了他的大部分人马，只剩下身边二三十个亲信死党，隐蔽在深山老林里，一心等着国民党大军到来。并时常出没山林，抢掠百姓，杀革命干部，继续作恶。按照以往的经验，对这种小股土匪，用大部队围剿是行不通的。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待机剿灭。同时，派出部队跟踪配合。 1947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是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遇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了腔，答应领他们去一个地方。他先从屋里拿出一把锯、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交给杨子荣等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了20里外的一个空木棚子，交待了几句后就走了。杨子荣他们在工棚里一连等了两三天，也不见孟工头的影儿，仅有的一点儿苞米面也吃完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担心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正在着急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这回他把杨子荣一个人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在屯长家里见了两个人。两人先是一番土匪黑话试探，见杨子荣对答如流，才亮出了真实身份。一位自称姓刘，是“座山雕”的副官，另一位被称为连长，两人表示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并说要下山办些酒肉，准备在山上过元宵节，等禀报“三爷”后，再来接他们上山入伙。两天后，两人如约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战士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了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确实真够狡猾的，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当初要是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了哪一道哨卡，土匪都能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由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岗哨也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三道哨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做“马架房子”的木棚。杨子荣命令三个战士在外面看好土匪，他带领另外两个战士冲进棚子，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远扬的“座山雕”。杨子荣命令战士把“座山雕”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绑了。这次剿匪可谓大获全胜，没费一枪一弹，端了土匪的老窝，活捉了阴险狡猾的“座山雕”和土匪13人。杨子荣活捉“座山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海林镇，当地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进行了报道，称这次剿匪战斗“以少胜多创造范例”。团里也召开庆功大会，给杨子荣记功，给其他战士也分别记了功。
血洒海林，英雄罹难
消灭了“座山雕”，剿匪工作并没有结束。2月20日，也就是活捉“座山雕”的第13天，杨子荣又领了新的任务，踏上了新的剿匪征程，这次是负责清剿在海林北部梨树沟一带活动的漏网残匪。为保险起见，团里决定，由副政委曲波带领30人的小分队，随杨子荣一起进山。经过几天的侦察，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在一个叫闹枝沟的地方，发现了土匪窝藏的地点——一座冒着炊烟的“马架房子”。为了不惊动土匪，在离窝棚三四百米的地方，杨子荣命令侦察员们匍匐前进，慢慢向窝棚靠近。在确定土匪没有发现以后，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一齐向房内猛扑过去，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慌乱中有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匣枪扳机，可能是天气太冷，枪针受冻，枪没有打响，其他战士也立即向屋内射击，也没有打响。这时，从屋里射出一颗子弹，正好打中杨子荣的胸膛，杨子荣晃了几晃，便倒了下去。听到枪声，随后赶到的小分队，在曲波的指挥下，立即向土匪的窝棚猛烈扫射。土匪在房内也拼命顽抗，向外射击。曲波命令战士爬上房顶，向屋内扔手榴弹，终于把这股顽匪全部消灭。土匪消灭了，但英雄杨子荣却倒下了，小分队的同志为失去这位英雄的排长、昔日的战友而失声痛哭，纷纷脱帽向英雄致敬。
编辑本段英雄的身后事
杨子荣参军后，就随部队去东北参加了紧张的剿匪战斗，一直没时间给家里写信。家里只知道杨子荣参加了八路军，也不知道到哪去打仗了，更不知道他在部队成了战斗英雄，并且光荣牺牲了，也不知道他用了杨子荣的名字。相反，杨子荣在东北经常化装侦察，扮成土匪的模样，倒给家里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原来，村里一个从东北回来的人，说在牡丹江看到过杨子荣，说他一身土匪打扮，八成是当了土匪了。村里为此取消了杨子荣家的军属待遇，也不再给他家代耕了。杨子荣的母亲宋学芝听说后，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就找村里干部评理。村干部说，人家都看见了还能有假？宋学芝不服，就背上干粮，到区上、到县上、到地区找，终于在1957年1月等来了一张“失踪军人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经审查确认杨宗贵同志为失踪军人，家属仍享受革命军人家属的优待”。1958年11月，政府又根据有关规定，给杨子荣家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看着证书，宋学芝失声痛哭，她哭自己失去的儿子，哭自己终于为儿子洗去了不白之冤。 1966年，宋学芝去世。老人到死也不知道，她天天看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英雄杨子荣就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杨子荣在老家的媳妇许万亮，因为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又背上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婚后孩子夭折的痛苦，忧思成疾，在1952年秋天，就带着说不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在海林，海林人民也在为寻找英雄的家乡而奔走。杨子荣是哪里人，烈士纪念碑上没有刻上，《林海雪原》的小说里也没有记载，只知道他是胶东人。《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上演后，杨子荣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英雄，海林人民觉得不把英雄的家乡找到，不仅愧对长眠于地下的英雄，也愧对全国人民。1966年，海林县委组织成立杨子荣情况专门调查小组，赴胶东调查寻找杨子荣的家乡。调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走访调查，翻阅了3000多份失踪军人档案，都没有发现与杨子荣相符的人员。第一次调查无功而返。1969年，海林县委与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调查。在当时的烟台地委和文登、荣成、牟平、乳山、海阳县委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走访，终于有了结果。最后确认，牟平县?峡河村的失踪军人杨宗贵，就是杨子荣。1974年，当一张杨子荣在东北剿匪被评为战斗模范的照片，送到杨子荣的哥哥杨宗福手里时，老人不禁泪流满面，百感交集，失踪多年的弟弟总算有了着落。 杨子荣家乡的干部群众，也为出了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1991年，中共牟平县委、牟平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这位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在县城中心位置建起了“杨子荣广场”，在城南原烈士参军集合的雷神庙西侧，建起了“杨子荣烈士纪念馆”，让烈士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全县人民永远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