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人性的丑恶在此暴露无遗。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祥子是社会悲剧、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精神悲剧、带有深刻的个体劳动者的思想印记，性格悲剧、性格软弱无能。深深至根于市民文化中，还打上了半殖民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现代文明烙印。
北京味重，传统风俗文化，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语言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边城，两组三人关系，两组对比，文化的悲剧
典型乡村文化小说、融纪实、纪梦、象征于一炉，诗意效果，文字的魔术师
家，描写的是“五四”之后，故事集中在1920年冬到1921年秋的八九个月时间里，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撕开了在温情关系掩盖下的大家庭的勾心斗角，暴露了所谓“诗礼传家”的封建大家庭的荒淫无耻，也描写了新思潮听唤醒的一代青年的觉醒和反抗，从而宣告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
① 通过梅、鸣凤、瑞珏三个女子的悲剧，控诉封建制度、礼教对年轻生命的摧残，揭露、控诉封建大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 ② 歌颂封建大家庭中青年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 ③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及其没落、崩溃。
① 高老太爷是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他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专制。但他也有慈祥、温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② 高老太爷这性格矛盾的两面，统一于他的维持、发展“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人生理想。 ③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行将崩溃时期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高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是一个“有两重性格的人”。 一方面，他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 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地主少爷。 他的性格善良而又懦弱，他认为反抗是徒然。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取的是无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作为他行为的理论根据。就两重性格而言，这后一面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复杂的性格，一个悲剧的性格。
家是一部具有巴金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家》和那种冷静客观地现实主义描写不同，具有很浓的抒情色彩。主要的是抒情方式，则是人物的心灵倾诉，通过心理描写抒情。 充满感情的细腻的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是人物发自肺腑的心灵倾诉，以女性居多，因而细腻而饱含感情，又因各人的性格处境而各具特色。
雷雨》剧作完全运用了三一律，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了过去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狭小的舞台上不仅突现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对于环境，时代强烈不谐调的矛盾，在种种剧烈的冲突中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其实悲剧早已潜伏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伏笔中，只是到最后时分才终于爆发出来，化作一场倾盆雷雨，无比强烈的震撼了每个人的灵魂。剧本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在自然景物、肖像描写方面，《雷雨》特别重视音响和色彩效果，不惜用浓墨重彩表现。同时，还注意对人物的声音、气味、眼睛进行夸张的处理。
蘩漪是《雷雨》最有特色、个性最鲜明的人物。她是五四运动以来追求妇女解放，争取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代表。她敢爱敢恨，对周家人人都怕的周朴园，也不放在眼里。当然，她对旧制度的反抗是有一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她在重压下，常常无助、自卑、甚至自虐。这是蘩漪无法摆脱的弱点。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作者用力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周冲是一个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下成长的青年。他富于幻想、生性浪漫。但他没有韧性，对封建制度的顽固性认识不足，这注定了他悲剧命运。周冲和四凤是整出戏中最让人不忍心的受害者，他们两个同样的单纯、清澈，对甜蜜的爱情那么憧憬，对未来充满了热情，他们明亮的眼睛无法看到掩藏在黑幕下的波涛汹涌，一心只勾勒着幸福的轮廓，当他们的幼稚在残忍的现实面前被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刹那，老钟就已经鸣起。四凤只是因为和周萍相恋，不料却卷入一场风波。她本是个有着青春、活力的人，然而一连串的打击却使她的命运变得坎坷多难。其实周冲化比四凤更加无辜，看上去他只是一个孩子，没有周萍的成熟，没有周朴园的罪恶，有的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思想，憨厚，甚至在知道四凤同他哥哥恋爱时，不像繁漪那样妒火中烧，但是他对四凤还有一种执着，在四凤冲出去之后，他义无返顾去救她，致使自己也落个触电而亡的结局。鲁侍萍，虽然处境艰难，但她凭借自身坚强的性格，不屈不挠走过了人生最艰苦的时期，可以说，她是一个顽强的女性。侍萍的沉默却让我们不敢同样沉默地漠视命运。
《日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雷雨》更成熟 剧作选取了一个豪华大饭店和一个三等妓院作为强烈对比的场景，前者围绕一个交际花陈白露以及糜集在她周围的银行经理、富婆、面首、洋教授，展开了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后者，则环绕着妓女翠喜以及一个被卖到宝和下处的女孩“小东西”的命运，揭示了人间地狱般的黑暗。他舍弃了《雷雨》中"太象戏"的结构和"用的过份"的"技巧"，采取了与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横断面的描写"。用"片断的方法"，用"色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的技法，写出"社会的真实感"，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前期的代表作,他曾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汇总，戴望舒因曾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汇总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雨巷》运用了象征性的抒情手法。诗中那狭窄阴沉的雨巷，在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以及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都是象征性的意象。这些意象又共同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含蓄地暗示出作者即迷惘感伤又有期待的情怀，并给人一种朦胧而又幽深的美感。富于音乐性是《雨巷》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宛转悦耳的乐感。因此叶圣陶先生称赞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 这首诗写得既实又虚，朦胧恍惚。“我”似乎有着满腹的心事，无限的烦忧，但又不愿明说，或者是说不出来。“我”似乎在期待什么、追求什么，而期待和追求的目标又显得那样遥远而渺茫。“她”出现了，这或许是在幻觉中，或者是真的，但“她”的出现是那样地快，逝去也那样地快，一刹那间擦肩而过，消失在前方，“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我”只有自怨自艾，自悲自叹。诗中的“姑娘”，我们可以认为是实指，是诗人心中期待已久的美丽、高洁而忧郁的姑娘。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位“姑娘”当做诗人心中朦胧的理想和追求，代表了诗人陷入人生苦闷时，对未来渺茫的憧憬。戴望舒的诗深得中国古典诗词中婉约诗风的遗韵，又受到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因而他的早期诗作总体上表现出孤独、抑郁和消沉的特点。《雨巷》就是这样。这首诗写的是梅雨季节江南小巷中的一个场景。细雨蒙蒙中，“我”怀着一种落寞、惆怅的情绪和一丝微茫的希望，撑着油纸伞在悠长寂寞的小巷中踽踽独行。
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有比喻意象和描述意象。在《雨巷》一诗中，“丁香”可以看做是诗人迷茫的内心追求，它是比喻意象。而这首诗几乎通篇用的都是描述意象，它选择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大量细节构成一幅幅画面，由诗人饱含深情的笔墨把它们化成叙事性的诗句，给人强烈的画面感和情感冲击力。例如诗的第4节，诗人连续用8个排比句，每一句都是一个大堰河日常生活的描述意象，集中塑造了大堰河这个勤劳、善良、朴实、贫苦的农村妇女形象。 艾青的诗在形式上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在奔放与约束之间取得协调，在参差与变化里取得一致，在繁杂的细节中提炼出单纯的意象。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它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或字数、行数的划一，但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变化中的统一、参差中的和谐。
大量诗作倾诉中华苦难，为了激发爱国，对民族奋起的预感，特征、意向的丰富性与形象性，富有蕴藉的意向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象世界。“农民的忧郁”、“流浪汉的心态”是他情感世界的主要特征。独特的创作风格：现实性、理想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追求感受力的统一，即感觉、情绪、想象和思想（理性）的综合。形式自由奔放。散文句式自由追求。语言简洁、明朗。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