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尔街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男性尊严和父权统治的过度追求。被殖民者模仿殖民者的控制和支配手段，使用家庭暴力寻求男性尊严、个人权力以及父权统治，这从整个社会层面上反映了殖民主义造成殖民地国家社会政治力量失衡的深远影响。米格尔街这个微缩殖民地社区里多元种族文化的混杂固然对其居民的生存条件和思想状态有巨大的影响，但这绝不是造成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法农早已敏锐地指出：被殖民者冲动的暴力行径“不是神经系统的组织，也不是性格的古怪，而是殖民环境的直接产物”。
《米格尔街》中英属特立尼达遭受的经济剥削才是反映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中暴力行为频发的根源：靠着老婆养奶牛为生的乔治在老婆死后不得不以开妓院营生，对女儿也越发粗暴；生性胆小懦弱的“大脚”做过木匠和泥瓦匠却都无法维持生计，只得打肿脸充胖子，靠着继承暴力的假名声当了拳击手；墨尔根正是在自己制作的焰火完全卖不出去的情况下才“比以往更经常地打自己的孩子”；而比哈库则是自从在一心想赚钱的老婆怂恿下买来了一辆老赔钱的卡车之后，便“一直记恨着他老婆，经常用那板球棒揍她”。正如法农所言：“在殖民时期，人和物质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历史的关系，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对于一个被殖民者，生存丝毫不是体现价值，不是投入一个世界的协调一致和有成果的发展中。生存就是不死亡。生存就是维持生命”。在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殖民地环境中，被殖民者的精神和心理压力是其所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的外放表现，但个人由于无力与强势经济的冲击、挤兑和盘剥进行抗争而选择以家庭暴力作为发泄的途径，却使施暴者和受害者双方都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伤害。 比喻修辞手法
一、明喻手法的运用
奈保尔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的一大特色在于人物形象鲜明，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作品中的人物主要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印度群的特立尼达，这些人物是处于边缘化的下层人，其中大多数是移民。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极其贫困，身份复杂形象各异，没有归属感。相对于社会上的名流和显贵，处在社会底层，相对于他们所依附殖民主义宗主国的“白人”，处在“没有自己话语权”的臣属境地，他们是双重意义上的边缘人，具有比一般社会意义上的小人物更复杂的性格和命运。奈保尔凭着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刻画出的人物形象都带着时代烙印，显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生活底蕴和高度的真实。塑造生动人物形象的重要修辞因素就是奈保尔对明喻手法出众的运用。
明喻在结构上包括本体﹑喻体和引导词，其精妙之处取决于不同事物之间“在一定的对比含义上有相同之处”，而“采用明喻可使事物的形象更加生动、逼真”。奈保尔深谙明喻的特点，在用日常事物来比喻和描绘人物形象时，巧妙地抓住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来做比拟，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被刻画的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小说《米格尔街》中，奈保尓所描述的这些话语： “他的目光凶狠冷酷，就像那些从不狂吠而用眼角瞅人的恶犬”； “这时的墨尔根活像一只小鸟，不光他的身体细小得像根火柴，就连他那细长的脖子摇头晃脑的样子也很像小鸟”；“泰斯特·霍伊特的脑子里像个杂货铺，无所不有，而且时常还冒出些怪吓人的念头”；“事实上这也并非易事，比哈库太太的身材使人很容易想起一只放在磅秤上的鸭梨，她肉多膘厚，当她双手卡腰时，那双圆浑的手臂像是镶在圆球上的两个把手”。这些明喻不是停留在描绘人物形象的外部表象上，而是能深入人物的性情、精髓，反映出其内在的性格特征。奈保尔在运用明喻时，能将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纽结在一起，建立本体、喻体之间的复杂关联，并把他们的相似性藏于深处，由读者通过自己的审美眼光，去获得超乎寻常的丰富意蕴。从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选取喻体，从而使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得以沟通，这样比喻的新奇就产生了。在小说中，奈保尔认识到表面上不相干的两个事物间的相似性，并用明喻的形式表达出来，使读者通过共同点来体会本体与喻体在某方面的相似，并获得语言艺术的美感享受。
《米格尔街》是奈保尔运用明喻修辞比较集中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展示了一个不为人关注的世界：在贫瘠的特立尼达，有一群生活在一条叫“米格尔街”的小人物，其中包括整天做一件“叫不出名字东西”的木匠博特，疯言疯语、胡思乱想的曼门，外表高大、盛气凌人而实际上外强中干、胆小如鼠的大脚，这些人，他们每个人都无所适从，靠着一些荒唐滑稽的事情来消磨时光，而促使他们做这些事的是处在强势地位的殖民地文化。这也正是小说所蕴含的主旨：殖民地时代殖民地人民身份界定的困惑、精神家园的丧失。
奈保尔通过明喻这种文学的手法对特立尼达殖民时期社会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人们的绝望思想及暴力的行为进行了形象地描述。例如，从下面《米格尔街》里的一些明喻可见一斑：“墨尔根的老婆把前门关上了，墨尔根只好在他家园里跑来跑去，像一只发疯的公牛，把栅栏撞得咚咚直响”；比哈库太太的嗓门“听起来像是留声机里的唱片快速倒退的声音”；“那些鹎和鹦鹉看上去很像一群恼怒且好斗的老娘们儿，任何人都是它们攻击的目标”；“他就像他院子里拴着的那头毛驴，又灰又老，除了偶尔歇斯底里地吼叫一番外，还算比较安分”。很显然，《米格尔街》中这些明喻起到了深化主题，真实展示客观社会现实的作用。
二﹑隐喻手法的运用
隐喻，是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常用的一种手法。它把深刻而抽象的思想或者主旨蕴涵在具体生动的描写之中，往往能收到回味深长﹑引人入胜的效果。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在这部短篇故事集《米格尔街》中，奈保尔就非常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手法。下面通过对这些隐喻的解读，探究隐喻在深化作品主题中的显著作用。
《米格尔街》中《曼曼》的故事则戏仿了殖民政府控制下的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奈保尔创作《米格尔街》中故事时，正值特立尼达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但社会根本状况并无多大好转。故事中同名主人公曼门每年都要举着贴上自己相片的竞选牌参加市镇议会和立法机构的竞选，但每次都只能得到连他本人自投在内的三张选票。这是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一个讽刺，边缘人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边缘地位，更为荒诞的是，曼曼宣称他是新救世主，并定好上十字架的日期。针对曼曼借上帝之名的疯狂举止，其他人既感到疑惑又感到骄傲。许多人聚集起来，唱着圣歌，按他的要求把他送到一个叫“蓝池子”的地方，然后竖起十字架，把他绑在上面。曼曼大声要求人们用石头砸他。他自己则用耶稣的口气呻吟着说：“上帝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人们真的向他脸上和胸口大扔石头时，他似乎变得很伤心也很惊讶，说：“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呀”，“听着，这个狗屁玩笑该结束了”。然后破口大骂，骂得大家都震惊了，最后警察带走了曼曼。整个过程就是一场闹剧，作家以讽刺的口吻揭示了殖民者带来的宗教影响。他的荒诞竞选戏仿了那个时期特立尼达的政治状况：候选人是没有政党的独立的个人。
西印度群岛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名人，希望达到释放和拯救，有论者指出在殖民晚期和早期独立时期，政治和宗教的结合常常是新世界政治领导者的特征。“曼曼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展示了缺乏公认社会标准是如何迅速地变成幻想和暴力，产生出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而只会作秀表演的领导者。”显而易见，作者描述曼曼对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戏仿的行为具有深邃的隐喻意义。
《米格尔街》中的人物是失败的，无论怎样奋斗或挣扎都是徒劳的，他们无法改变其边缘群体地位与受压迫的命运。《职业选择》故事中的主人公伊莱亚斯有着远大的抱负。街上其他孩子的理想是当上像埃多斯那样驾驶蓝色垃圾卡车的司机，“那些开车的简直可以算作贵族，他们只在清晨干点活，白天什么事也没有。尽管如此，他们动不动就罢工”。而伊莱亚斯却始终梦想成为一名医生。他勤奋好学，但是饱尝考试失败的打击，目标一降再降，从最初的医生降到卫生检疫员，最后只能“开起一辆垃圾车，当上了街头贵族”。伊莱亚斯屡次考试失败，不是因为他智力不高，也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因为“考卷是英国人出的，你指望他们让伊莱亚斯通过？”这里反映了殖民地文化居于支配地位殖民地，殖民地人被抛弃的命运，在殖民体系控制之下的处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相当困难的。因而，伊莱亚斯“择业”经历的隐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小说《米格尔街》中第十六个故事《哈特》也耐人寻味。哈特在叙述者奈保尔的眼中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板球﹑足球﹑赛马，饲养了一些美丽的鹦鹉和其它的鸟儿，坐在人行道上侃大山，圣诞之夜和除夕夜多喝点酒，并且不时地给一些平常的事添加上神奇色彩。“他似乎什么都不需要，非常自足。”但是，后来一天，哈特把一个名叫多丽的女人领回家了，不断给她买珠宝首饰，成了一个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男人。从外边看来，哈特家里也有两个变化，“一是把所有的鸟都关进了笼子；二是大狼狗被锁在铁链上后变得忧郁寡欢”。评论家西默认为“两个转变是哈特将多利带入其生活而牺牲自己自由生活方式的隐喻”。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人吃惊。多丽从哈特那儿逃走，带走了他给她的所有礼物，哈特追踪、发现了她，并痛打了她一顿，而他受到了监禁四年的处罚。小说中像“笼子”、“铁链”这类隐喻很多，如“粉红色的房子”、“蓝色的卡车”、“十字架”等等。
隐喻是文学形象化诸手段中的一种，能使人们根据已知事物把握未知事物，并在已知事物和未知事物相互激发的过程中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美学效果，它建构人们观察﹑了解和思考事物的方式。显然，隐喻手法的运用，使这部短篇小说集锦上添花，更加耐读、耐品，散发出更为浓烈的醇香。
三、提喻手法的运用
提喻也是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常用的一种手法，“特点是以局部代整体，或以全体喻指部分，以具体代抽象，或以抽象代具体”。在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中，作者成功选用“米格尔街”和“劳拉”等人物分别作为故事的背景和主人公，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立尼达人民生活的画卷，勾画出殖民地人边缘化后得过且过、无所适从，卑微怪异的生存状态。在故事《花炮师》的开头，作者不经意这样对“米格尔街”做了一个概要的描述：“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时，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因为他也只能看到这些。可是，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却把这条街看成是一个世界，这里所有的人都有其独到之处，曼门疯，乔治傻，大脚是个暴徒，海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墨尔根却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小丑。”
更意味深长是在第九个故事《注册会计师泰特斯·霍伊特》中，叙述者讲述他刚从乡下搬到西班牙港，母亲叫他出去买点东西，回来时他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家时，叙述者叙述道，“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名叫米格尔的街道”。叙述者显然是在暗示他的附近都是米格尔街，住在那些街上人们的困境与住在男孩这条街上的人们没有区别。“米格尔街”成为整个殖民社会的象征和缩影，它所反映的下层人们的生活也是当时殖民地下层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从更广意义上来看，《米格尔街》的意义不局限于“米格尔街”这个小小的“本土世界”，同时“米格尔街”又是一个可以小中见大的微观世界。奈保尔的作品不仅是对殖民地社会的批判，而且是对人及生活本身的反映。
《米格尔街》真实地再现了一群生活在特立尼达社会的小人物： 流浪汉、木匠、马车夫、疯子、酒鬼、胆小鬼、幻想家、喜剧艺术家、教育家、理发师、机械天才、时髦青年、流浪女、可怜的母亲、穷孩子等等，他们是处在边缘地位的人，在物质生活上极度贫困，身份复杂而模糊，没有文化上的归属感。
书中对每个主人公性格特征做了典型﹑精简的刻画，如“装出一副靠做裁缝维持生计的样子”的博加特，“自命为木匠”的波普，“在粉红房子里聚集了一群女人”的妓院老板乔治，自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的布莱克·华兹华斯。尤其对《母性的本能》中的女主人公劳拉的描写，更是令人难忘。劳拉是被生活与性所累人物，是特立尼达殖民地妇女的典型。劳拉是一个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当她得知自己的大女儿年纪轻轻就怀孕并且走自己的老路时，痛哭了一场。不久，当得知大女儿投海自杀的消息时，她只说了几个字：“这好，这好，这样更好。”这句话表面上看有悖于《母性的本能》这个标题所要表达的含义，其实这正是作者的点题之处：劳拉认可女儿的选择。对女儿而言，与其屈辱的生活下去，重蹈母亲的覆辙，不如离开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解脱与救赎。“正如米格尔街是特立尼达殖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劳拉是奈保尔详细塑造的屈从于这种环境的广大妇女的代表。”评论家佩吉也认为：“对于劳拉这样的女性，在这世界上，只有随便性的行为和生育众多的孩子是唯一通向快乐和温暖的通道。她们无法从贫困中解脱，也没有别的创造力。”在描写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叙事指向个人的生活际遇，置身于个体命运的深渊，感受他们的痛苦与困惑，用典型人物生活的磨难和际遇呈现了“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奈保尔对事物有着独树一帜的敏锐感受，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格调，想人之所未想，以比喻这种文学的方式呈现了一幅完整的殖民地底层人们生活的画卷；用冷峻的笔调描述了人们的愚昧天真和无知，殖民文化和贫困对人性的扭曲，使人深深地感到底层生活的可悲和窒息，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