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拍摄于1948年，导演是费穆，他开启了中国诗化电影的先河。几十年之后，张艺谋说，“我最喜欢的片子有一大堆，不能一一列举，就中国的电影而言，我最喜欢1948年的《小城之春》。”
推崇《小城之春》的第5代导演不只张艺谋，2002年，田壮壮集结了阿城、李少红、叶锦添等超级豪华幕后班底翻拍过《小城之春》，致敬费穆导演的同名之作。可见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和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当时，我在读高中，从报刊杂志上了解到这件电影界的盛事。
我最近回味了一部老电影——《青木瓜之味》，这是部越南电影。它源于导演陈英雄对于故土越南的美好记忆，展现越南女性的生活状态，讲述女性的各个阶段。然而，它是西方视角臆想出来的东方罗曼史，带有明显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很多华语电影也和《青木瓜之味》一样，导演仿佛成了西方人的眼睛，迎合西方人的观影趣味和先天偏见，拍摄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人和中国故事，再去参加西方人的电影节。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文化是有国界的，更是要一代代传下去的。这是国家和民族立身的根本。尤其是在文化侵略、文化殖民日益猖獗的现代社会。
在根植中国传统、传承文化根脉上，几乎没有华语电影能超越《小城之春》。
1. 藏在拍摄时间节点之后的知识分子忧思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对1948年这个时间点很敏感。抗日战争胜利不过3年，国共两党的决战一触即发。在电影之都上海，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之类合乎民情的“爆款”影片。战争带给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被这些史诗性巨片渲染得淋漓尽致。
相比之下，《小城之春》选择的是一个小而微的切口，两男两女的四角恋看上去很不合时局，然而费穆关心的不只是爱欲中挣扎的男女，更是想借助女主人公和丈夫、旧情人之间的情欲暗流，委婉地阐述他对新旧交替的时代洪流中国家命运的思考。
这里必须简单介绍一下《小城之春》的大致情节：
1948年前后，遍布断壁残垣的中国南方某小城，年轻少妇周玉纹与丈夫戴礼言过着貌合神离的日子。战争不仅令礼言失去财产，也击垮了他对生活的信念。面对一蹶不振的丈夫，玉纹对礼言只是在尽传统道德伦理要求她尽的义务。礼言故友、玉纹旧日情人章志忱的到访，打破了死气沉沉的一切。
志忱健康有朝气，礼言的妹妹戴秀对他暗生情愫。然而，他对玉纹尚未忘情，玉纹内心的渴望被激发，在情与礼之间摇摆不定。两人之间欲拒还迎、欲迎还拒的心理角逐游戏连番上演，同一屋檐下的礼言和戴秀窥出其中端倪。
《小城之春》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塑造了必然要为旧时代陪葬的戴礼言，在时代的夹缝中挣扎的周玉纹和章志忱，没有思想负累、前途一片光明的戴秀。4个主角，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典型的知识分子。
萦绕影片的那种“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曹禺的《北京人》中也可感知到。
电影和文学的主题是相通的。费穆、巴金、曹禺对家国命运的共同忧虑和反思，透露了有良心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相似心境：前路如雾，不辨晦明。
2. 中国古典诗画艺术的绝佳视觉呈现
早在 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往往写事多于写人写情，而《小城之春》独辟蹊径，它的人物不多，情节简单，将镜头深人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灵，揭示微妙的情感关系，是一部典型的心理抒情片。此外，它吸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借物喻人，以景抒情，富有诗情画意，显示了费穆导演的艺术特色，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不少影迷明确指出，费穆导演是按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意蕴构建影片视听形象的。苏词如下：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蝶恋花》上阙惜春，借景抒情，下阙抒怀，寓情于景，情理交融。词人的失意惆怅，化为《小城之春》的底色况味。
凄清萧瑟的南方小城，衰败残破的家园，羊肠小道杂草丛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三角恋中玉纹和志忱之间的发乎情，止乎礼，是一份源自古典中国的含蓄蕴藉，玉纹和礼言之间的相敬如宾、有恩无爱，是一种中国人才能深度体味的道义责任。
影片着力刻画七次城墙漫步，看似漫不经心，但是步步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