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市戏剧传承中心，因早些年长沙花鼓戏(湘东路子)申遗成功而得名，也曾被命名为市艺术剧院，其实也就是原市歌舞剧团(以下简称“市歌”)、花鼓剧团的合二为一。
我在1996年8月20日分配到“市歌”当学员，一同进团的有当时株洲师范学校文艺一班的绝大部分同学、还有衡阳艺校、常德艺术等学校毕业的近30名各艺术专业的毕业生。在这些学员中，由于当时编制所限，办理入编手续分为两批进行，一部分学员当年就办理了入编手续，我是在第二批1998年5月入编。
这是“市歌”自1959年建团以来，为数不多的一次大规模人才引进，此举得到了时任市委副书记肖雅余同志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了市文化主管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一)进团
为了使新学员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团里曾多次召开班子会，商议、讨论学员们进团之后的管理、教育等诸多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学员们的住宿，经团部调整，把一部份学员安排住在筒子楼(当时的办公楼)，另一部份安排住在团里事先预留的少量的毛胚房套间，住筒子楼的学员是两人一间，住套间的学员是四至五人一套。就这 样，学员们的住房问题总算得以顺利解决。
民以食为天，接下来，就是怎么解决这么多学员的一日三餐问题，时任团长孔令杰同志在班子会上一锤定音，在团里财政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济出专项经费，招募了两名工友，把停办多年的食堂经过简单的修缮，重新恢复经营，一开始只是象征性的收取学员三元钱一餐的伙食费，后来涨到五元。在修缮食堂的同时，还修缮了多年停用的澡堂、排练场、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从整体看，虽然说当时的生活环境有点简陋，但学员们毕竟居有定所，三餐无忧。
为了解决学员们的日常管理问题，团里正式任命乐队队长邓和平和舞蹈教员莫光洲两位老师分别负责管理我们的日常排练和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我们同吃同住，两位老师也可谓尽职尽责，把我们生活和学习管理的有板有眼。 那时候，学员们每天上午要按时签到，召开晨会，两位负责人分别布置好当天的工作及学习任务，如学员有私事不能参加晨会必须请假，获批后方可成行。
在业务学习上，团里给所有的学员安排了相应的专业指导老师，并鼓励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业务培训，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团里没有演出的情况下，分管业务的领导，安排团里资深老师，组织学员们集体定期培训:文艺理论、舞台表演、基础乐理等，有时团里还邀请市里的一些知名人士给大家上各种课。现在想起来，时任的团领导为了我们的成长，可谓是煞费苦心。
团里当时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学员只要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允许大家通过正当途径到当时的夜总会(歌舞厅)做有赏表演;也默许大家开展做有赏的艺术教学等活动;团里这些人性化的决策，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和更大的活动空间，也为学员们逐步融入社会，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军训
分到团里不到一个月，团里组织所有新学员赴株洲县的一个炮兵团接受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简称写训)。
在军训期间，吃、住、行等一切活动由部队统一安排，从早上六点起床直到晚上九点入睡，各项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军训项目:从整理内务到队列、队形的训练;从学敬军礼到步枪射击;从礼貌用语到行为规范，可以说无所不包。
学员们按照教官的统一布署，一五一十、规规矩矩的操练，不过三天，一支像模像样的“文艺新军”，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统一的口号，迎来了，市里主管文化战线的领导的亲自检阅，同时领导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有一句原话是:……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随后合影留念，为此学员们备受鼓舞。
在团领导的安排下，也为了感谢部队领导的关心、厚爱，及教官们的辛苦付出，在军训的最后一天，学员们给部队的全体官兵献上了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舞台上精彩的演出， 官兵们看得如痴如醉，并对学员们的表现刮目相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天晚上我即将反回团里，在分别的那一刻，教官和学员们都相拥而别，个个泪流满面。
说实话，能参加这次军训，也是我人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军队化的生活理念，给我后来的工作、生活确实带来了不小影响，这种部队严谨的处世作风，使我精、气、神等各方面得到了质的提升，至今难忘。
(三)小家
在团里我一共搬了多次家，由四人一间的套间，搬到两人一间的筒子楼。在搬到小单间的时候，我已经是上班的第四个年头了，从此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在我的小单间里，当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件像样的饰品、家电，夏天一到更是酷暑难当，于是，我就只能厚着脸皮向父母要点钱，买了一台单冷空调，我的床铺，是向史德松老师借用的，桌椅也是一些老同志赠送的。
后来我向好友永贵借了点钱，添制了一台二手彩电，又从老家搬来了一对环绕音响，再经我整体的精心布置，就这样，我告别了多年的群居生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像模像样，独立、温馨的单身之家由此大功告成。
团里为了让单身职工在食堂休息的时候也能自己做饭，就在大排练场的边上搭建有一排小矮房，作为公共小厨房,先是三五个关系好的哥们合伙做饭，后来由于口味众口难调，基本上人手一套做饭设备，各自单独开伙，现在想起就觉得趣味无穷，我如今炒菜的技能也就是在那时练就的。
在单身宿舍我一住就是七年，集体生活是美好的，集体生活是难忘的，在这以团为家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宽容，也学会了理解，这七年的歌舞团生活，有我美好的回忆，也是我一生的财富。
(四)教学
入编后，我拿到团里给我的第一份财政工资是218元整，当时心情十分的激动，来到株洲多年，终于修成正果，激动过后就是 惆怅，因为这工资根本无法让一个成年人在城里生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每月都是父母给我寄钱补贴生活。因此我们同批进团的学员有很多弃编另谋出路，离开了团里，我因为是农村户口，也没地方可去，只能依靠单位的金字招牌，做起了第二职业--艺术教学。
天无绝人之路，起初我在母校(株洲师范)面向学弟学妹，开展竹笛培训。第一期，就招到了十几名学生，就这样，我就与艺术培训结下了不解之缘，学生也越带越多，越带越好，一直延续至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个小课学生，是团里的元老赵明华老师给我推荐的，赵老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对我的帮助，我至今记忆犹新。
(五)跑场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株洲的歌厅文化红极一时，作为专业剧团的演奏员，能有机会到歌厅去跑场(走穴)在当时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年纪小，生活阅历也浅，很难有机会去跑场，看到团里的其他同志，在歌厅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很是羡慕。
有一次，团里的金牌主持王永刚老师生病住院，我带了点水果前去看望，当时王老师非常感动，觉得这个小青年很懂事，王老师出院以后，便把我推荐到一个当时知名的歌厅做演出嘉宾。我当时非常高兴，从心里感谢王老师的知遇之恩。为了更好的做好演出嘉宾，我自己创排了一套独具魅力的民乐联奏。就这样，我的歌厅演出生涯，走遍了株洲各大歌厅，并持续了十年之久，一直做到歌厅文化的没落。
(六)下乡
那时候的下乡演出，与现在的下乡演出最大的不同是，有合作单位邀请，实行卖票的方式，所获收入与商家进行比例分成，也就是商业演出，根据情况演员可以获得相应演出费用，但演员们要自己装车、卸车、装台、卸台，非常辛苦。有时为了节省开支，演员们自己动手，卖菜做饭，同志们吃着自己做的饭菜，格外开心，这种演出体验，现在的年青演员是很难想象的。
那时候的演出一般都是文艺晚会的形式，节目也丰富多彩，有声乐、舞蹈、器乐、小品、戏曲等，在演出场次上有单场演出，和多场演出，有时一个地方连续演多场，有的时候演一场换一个地方，最多的时候一天演出四场， 记得最长的一次在外演出二十一天之久，演出场次有几十场之多。
在一些民风彪悍的地方演出，经常遇到一些不买票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捍卫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工作人员(演员)经常会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演员受伤也是习以为常。每次出现这种情，都是当地派出所出面调解，事情才能得以了结。
(七)恩师
在团里，对比自己年长(一般五岁以上)的同志，都以老师相称，以表尊重，叫起来也很亲切，庹和林先生是我读株洲师范时的笛子老师，也是我进团后，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专业指导老师，也就是俗称的师父，一直以来我对师父格外尊敬，两人相敬如宾，不管是学业还是生活中的大小事，我都跟师父商量、请教，师父对我也是厚爱有加。
师父不但教我竹笛技艺，在他身上我更多的是学会了包容和友善，在生活上先生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为了成全我的事业发展，师父在我进团后，一般很少演奏竹笛，把舞台让给了我。在株洲市音乐家协会即将成立竹笛学会时候，师父又一次曾鼎力推荐我来当选会长，自己当学荣誉会长。师父就是如此的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先生的为人，在业界也是有口皆碑。
（八）尾声
“株歌”的记忆太多太多，能记住的又太少太少，优良严谨的舞台传统和可歌可泣的剧团故事，伴着我不断成长，“株歌”人对党的无比真诚，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对艺术执着狂热的追求，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这一切的一切，早己融了”株歌”人的血液。
“株歌”是一所充满情怀、永不毕业的学校，培养了数以百计的艺术精英;“株歌”曾如四射的光芒，照耀着怀揣艺术梦想的有志青年，为之奋斗终生;“株歌”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的初恋情怀，和血气方刚;“株歌”有着可圈可点辉煌的昨天。忆“株歌”思绪万千，想“株歌”心潮澎拜，永恒的“株歌”！我永远爱你！
作者简介:
李伟华：男，1976年9月出生，湖南攸县人，大学文化，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现供职于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特聘讲师。现任国家级竹笛、葫芦丝演奏员，中国竹笛、葫芦丝学会会员，湖南省竹笛、葫芦丝学会副会长，株洲市音乐家协会理事、竹笛、葫芦丝学会会长，全国竹笛、葫芦丝考级湖南考区高级考官，历届省级竹笛、葫芦丝大赛专家评委。
农村歌舞剧团的内幕揭晓如下：
曾经在上海浦东，大概07年。某城郊结合部见过，名字叫“皖北艺术团”。很多中老年人在观看，门票10元。进去后会禁止拍照，没有桌子就是一排排的方凳椅子，大部分人叼着香烟，很享受地观看着台上衣衫暴露的舞女，表演的曲目基本是一些雅俗共赏的经典老歌。
有时候也会有男声独唱，魔术表演，不过大伙更期待的还是很多美女跳的各色舞蹈，往往只穿三点，甚至倒地岔开双腿，在人群一阵阵起哄声中，逐步脱掉仅有的遮羞布。
后来经常出差，在四川贵州等地，还有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种民间文艺团，闲着无聊也会去看一场，据说在很多乡村里，家里有啥红白喜事的，还常有人请这类歌舞团来热闹一下，乡亲们图个热闹，老百姓才不管低俗不低俗，好玩就是王道，有人敢演就有人敢看。嘿嘿。
哈哈，不过如今却几乎消失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有的记忆了，主要原因还是各种爆料，然后打击取缔。既然已经沉在历史的长河中了，那么索性就坦然地来揭秘这个行业的内幕吧。
内幕之一：脱衣舞女怎么来？
脱衣舞歌舞团、脱衣舞女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前没有。80年代时，一般都是正规的，唱歌的、跳舞的，演杂技的，变魔术的，当时民间娱乐不丰富，所以歌舞团每到一地都很受欢迎。很多脱衣舞歌舞团的大老板都是那时发家的。后来，生意慢慢冷落了，于是出现了三点式表演，再后来发展到靠脱衣来吸引观众。
一个歌舞团一般有7，8个女孩子，年纪在16岁到20出头，主要来自贫穷地区的农村。这些人主要通过棚主（小歌舞团老板）的姘头、朋友和亲戚的朋友充当中间人，在上述等地招徕来的。
一般来说，许多中间人并不知情。招徕时一般说成是某歌舞团或某厂需要工人，有男有女，男的当伙计，女的就当脱衣舞女。其实，招人时给的待遇并不高，不过月薪500元，食宿全包。
但对于当地农村来说，许多人在家待业，这笔钱也让很多人动心。尤其在那个还不是所有青壮年都去城市打工的年代。
确定对象后，这些女孩子就交给棚主进行培训。刚开始，先是教跳舞，在教的过程中，慢慢用言语打动这些女孩子，教她们开放些，同时也通过老脱衣舞女表演对其进行教育洗脑。
刚开始，绝大多数的女孩子知道自己要跳脱衣舞后，往往不干。然后，棚主及其姘头就抓一个反对最激烈的，捆起来用扫帚棒痛打一顿，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由于带来的姑娘都是农村出来的，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年纪很小，几乎都是首次出远门，身上又没钱，离开了这些地方也不知如何生存，所以给这些棚主一吓，都乖乖地跳脱衣舞。
内幕之二：歌舞剧团的管理
一个棚子由几个人组成，一个棚主，一个棚主的姘头，这个姘头往往是脱衣舞女，对其他脱衣舞女进行监视，有的还负责管账。有3到4个伙计，主要是从事搬家、看场地、买票、烧菜等工作。还有就是7到8个的脱衣舞女。
脱衣舞女除了平时演出外，平时就待在团里打牌、睡觉、看借来的小说杂志。虽然跟着剧团在全省巡回演出，但除了演出外，平时很少外出。外出时，也要由棚主信过的人带队，起监视作用，棚主也担心她们逃跑。每天，两个脱衣舞女还要轮流煮饭，一人打扫卫生。
棚主对脱衣舞女的控制主要通过三点实现，一是钱，虽然承诺是月薪500元，但实际上很少会实现的。绝大部分的棚主不会给脱衣舞女发工资，这样一来可以多赚钱，另外不让脱衣舞女有钱离开，一举两得。
舞女需要钱时，一般找棚主支，支的多少，就要看跟棚主的关系如何，一次有支20元、30元的，也有支50元、60元的，好的一般一个月可以支到150元到200元。通过控制钱，棚主将脱衣舞女紧紧控制在团里。
二是暴力，对于不听话的，想逃跑的，就是棍棒伺候，在歌舞团里，脱衣舞女被打是家常便饭。三是性，为了控制这些小女孩，棚主一般都会霸占几个女孩做小老婆。在封闭的歌舞团内，棚主就是皇帝，想跟谁睡就跟谁睡。
也有不从的，他们（棚主及其亲戚朋友）会通过下药、暴力等手段，胁迫其屈服。而在歌舞团内，许多脱衣舞女对性也不是很在意，一般会通过睡觉的方式，讨棚主的喜欢。这样每人感觉都和棚主有特殊关系。
另外，在脱衣团内，对伙计与舞女之间的交往也比较在意，棚主就怕两人之间产生感情，伙计将脱衣舞女带走，这种情况发生很多，因为棚主对于伙计比较难控制。
内幕之三：歌舞剧团的运作
一个歌舞团往往有自己的据点，做大以后会不断孵化出更多的演出棚，一个剧团老大多的可以有几十个棚子，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这些来搞，跟连锁加盟性质一样的。
由于演出需要证件，往往是老大出头，办理演出证，联系好业务，然后开好介绍信，分包给自己下面的所属演出棚，由这些棚子去负责演出。这些棚子的棚主都是老大带出来的，是他的亲戚朋友，或有些沾亲带故的人，绝大部分是同乡人。
各个棚子和各地的演出场所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各个棚子间相互轮流。在一个演出场所，一个歌舞团一般是2到3天，最长的可到七八天。
这些演出场所一般是当地的剧院、电影院、公园、火车站、废楼、包租的楼房等。这些演出场所的老板一般在当地都有背景。棚子到当地后，只和演出场所的老板接触，由他们提供安全保障。
在棚子与演出场所之间，对于收益，一般采取四六分成或三七分成，剧团拿大头。剧团的门票一般是十元，春节的时候可达20元。
在春节，是这些棚子的收入旺季，在火车站，有时一天门票收入可达一万元。平时，一天收入在两三千元。一个棚子，一天缴纳50元的文化费，50元的伙食费，有时还有零星的支出，平时的纯收入也在500元左右。
内幕之四：逃避检查的手段
由于脱衣舞团是非法的，随时可能面临公安、文化部门的冲击，以及新闻媒体的曝光，为此，脱衣舞舞团采取了一些方法来躲避打击。
现在，每个脱衣舞团到一个地方都不会待很久，一般二三天，一天演出最多可达5场，一般一场在80分钟，最多可达2小时。通过增加当天演出时间，缩短在当地待的时间，来减少暴露的机会。
在演出时，一般棚子的棚主都在离现场较远的地方，有的待在演出场所门口的对面，注意观察是否有可疑的人出现。所以，每次冲击脱衣舞场所时，都逮不住棚主。在门口、场内都有棚子的人，对于新客，特别是衣冠楚楚，带手提包的人，或东张西望、不往舞台上看的人，他们会特别警惕。
而且，在外面有专门设计，一根电线连到台后，后台装着电灯泡，或是手里抓着“铁将军”报警器，里面灯一亮或警报一响，脱衣舞女们就知道有情况，马上正常演出。
其实，脱衣舞团并不是在所有地方、所有时候都全脱，在风声紧或场地老板势力不大的地方，他们往往不会全脱，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在舞台中间拉一个透明纱布，或留一个缝隙，舞女们在里面脱衣，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洗澡，外面看得一清二楚。
有的是穿着极其宽大的短裤，跳舞时对着观众撑开腿，做出诱惑的动作，重要的部位就露出来。
在脱衣舞歌舞团内，棚主都经常威胁脱衣舞女，如果被抓住了，我会花一些钱保你们出来，如果讲的话，会叫人打死你。所以，被抓后，许多舞女都不会开口。
可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终，这种独特的香艳文化，还是在严厉的打击中被时代淘汰了，或许，他们只是换了另外一种生存模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