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00:50，火车开了。
那时的我因为太过疲惫，已经进入梦乡。半夜迷迷糊糊醒了一下，仿佛在桑吉巴尔岛的船上飘荡。原来火车还可以左右上下不停地晃荡。奇妙，真奇妙。
六点多还是七点多，我结束了船上，哦不，火车上的第一觉，坐起来望向外面的第一眼，是满眼的绿。郁郁葱葱的绿里有一朵朵小小的向日葵，一大片一大片的向日葵。隔着窗户我没法拍下眼睛看见的那种漂亮，我只知道我这一觉心情愉悦。
对面车厢的三只也已经在外面守着窗户拍照。我们这个行走的摄影狂魔团啊，终是不虚此行。
火车上少不了零食跟娱乐，这车很任性，时不时就停下来休息或者补给。用佳荣的话说，驴都跑得比它快。我们打了几局uno，火车开动了，一如既往晃荡地像在海上。于是我们决定继续睡。
这一觉11:00睡到了14:30，热醒的，越来越高的温度让我意识到我已经离开了姆贝亚，越来越靠近达市。此时的鸭鸭三人已经去体验餐车上的Wali Kuku。而我蜷缩的睡姿被晓宇笑称像一只虾。午后的天气热得不像话，好友在侧，侃天侃地倒也不无聊。晓宇用瓜子和当地小哥换了一根甘蔗，看着他们随随便便拿着啃，我们却无从下嘴。
中途一站，列车需停靠一小时补给。窗外是热闹的场景，孩子们奔跑，商贩们走动。一个个当地妇女头顶着一筐筐水果或其他货物走着，而她们几乎都不矮，这是让我最疑惑的，我从小到大背着重重书包都感觉被压的长不高。Hakuna Matata，用来形容窗外最不为过。非洲有种神秘的快乐，什么情况下都是那样自在又畅快的笑着，无论是烈日还是突然的雨点都挡不住的那种快乐。
坦赞铁路上到处是中国制造的痕迹，火车上也是，这也是我们此次体验的原因。包括留学中国的老站长的故事在内，这条路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趁着年轻，趁着在坦桑，就想看一看这条路的风景，看一看七十年代那群中国人走过的路，看一看描绘了这条中非友谊的铁路。
21:36，我在摇晃的火车上再一次进入了梦乡。真奇怪，这样上下左右的晃荡与声响，竟一点也不耽误睡眠。
3月9日03:00，我醒来了。
这会儿的一等车厢分外安静，手机电量4％。我跑去二等车厢搬了椅子，坐在窗边，看着窗外。询问了过路的工作人员，原本应该凌晨一点到达的车，应该要六点到达了。
白天郁郁葱葱的绿在此时都变成了深深浅浅的黑。晚上的风很凉，不快的火车窗边也没有蚊虫叮咬，我就可以顶着发懵的脑子坐在那发呆。
火车会在夜晚突然加个速，（也只是一点加速），划过轨道的时候是刺耳的声音，配合着窗外的虫鸣，鼻尖闻到的是一股子电线烧焦的味道。
这仿佛都在说，这是一段充满故事的老铁路。火车偶尔穿过石洞的隧道，还有那一片片雨林里造出的铁路轨道，七十年代的工程，得耗费多少心血呢。
凌晨4:26，本来坐在走廊吹风的我，遇到一个当地人，他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等日出。手机电量百分之一，寻思不能失联，我询问他能否带我去餐车那边充个电。由于昨晚知道那个车厢一群酒鬼，我一个人实在是有些害怕。他带我过去帮我找了工作人员，手机存放在那里充电，而我回去拿充电需给的1000（三块钱）。拿着钱回来时候，遇到了一个酒鬼，他拦着我的路，问我是否单身，我下意识摇头告知丈夫在后面车厢。他突然突然抓我手腕，而他身后人兴致勃勃盯着无动于衷。我使劲甩开快步走到工作人员那，他仍在后面喊kichina，baby，引起边上一阵哄笑。
这不是我来到非洲第一次遇见询问是否单身，但是这是第一次遇见动手的酒鬼，真切地害怕了，我便与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充了能应急的电就匆匆回到车厢。这儿的大多人淳朴又热情，可有人的地方总有好有坏。我不知国内绿皮车厢的情况，而这车上的餐车在下午在当地朋友热闹的嬉笑音乐里像个酒吧，而夜晚凌晨就充斥着酒味，地上满是酒鬼，大多安静躺在地上，也有个别骚扰着过路人。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大多来自硬座车厢，餐车是最能见到世间百态的地方。
5:43 ，远方出现灯光点点 ，东方天空开始出现红色的霞光，这是我等了近三个小时等来的美丽，过去30小时的疲惫以及餐车的不愉快都一扫而空。
是为了这样的美丽吧，是为了这片美丽霞光里生活的淳朴的人们吧，所以在那个不富裕的年代，坐着轮船远赴万里来到这片大地上，甚至付出了生命。
熟悉的强紫外线，熟悉的热度，6:48，我们结束了这段长达31小时的坦赞铁路体验之旅，回到了闷热的达市，也回到了温暖的孔院大家庭。（下火车第一餐是老父亲赵琼姐姐的爱心豆浆爱心牛肉饼。）
2020年3月7日到3月9日
这是我们的坦赞铁路之旅，这是我们姆贝亚之旅的结尾。这一趟（3月3日到3月9日）体验了欧式庄周的惬意，了解了咖啡的一生，尝了美味的印式菜，爬了这一辈子都害怕的雨林，看到了鬼斧神工的上帝桥，废了一双鞋子，体验到了冻的不行人字拖里穿袜子，与志同道合的人完成了一段独特又难忘的旅程。
一生珍藏的回忆。
坦赞铁路全长约1800多公里，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10个年头。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困难的中国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实际造价一增再增，59名中国工人还献出了生命。
周恩来向部下询问每个细节
有关坦赞铁路的动议传到中国后，周恩来已经看过了大量有关资料。援建坦赞铁路事关重大，他不得不慎重思索。
号称“非洲活档案”的中国驻坦大使何英，对坦赞铁路和修建情况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非铁路、海港公司曾经进行过踏勘并提出考察报告，认为修建一条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是可行的；英国亚历山大·吉布合股公司也认为可以修建这条铁路，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沿线地区”，否则不应修建。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则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显然是带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
周恩来心中大体有数后，再次询问何英：“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修建？”何英认为：修建这条铁路已成为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必要援建。
很快，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被召到总理办公室。他主管援外工作。
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道：“方毅同志，你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担任总顾问时，曾帮助他们突击抢修、恢复铁路交通，你对铁路建设还是有经验的。坦赞铁路大约1800多公里，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修建这条铁路？”
方毅神色平静，望了一阵天花板，说：“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困境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去援外，恐怕国力吃不住。”
“那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用这样大的数字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十几个亿来搞援外，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如果不是一下子，而是分为几年，一点一点拿出来，比如7年、8年、10年，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
见方毅依然紧锁眉头，周恩来深入地谈着自己的看法：
“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坦赞铁路一定要修，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
“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打出中国这张牌。”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一种政治游戏，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不能说说而已。”
方毅理解周恩来这种大局观，表示：“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赞比亚总统来京提要求
1967年6月23日下午，周恩来与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举行了会谈。李先念和陈毅参加。
双方谈了两国的形势之后，周恩来说到正题：“我们希望听听阁下在铁路问题上的意见。”卡翁达为此而来，马上接过话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过很久，我现在简单谈一下。在来中国之前，我们已向4个国家提出要求。当然我们也向中国提出过，向日本、英国、法国都提过。中国政府是愿意帮我们这个忙的。下个月4个非洲国家召开财政部长和交通运输部长会议时，将做出最后决定。我访问巴基斯坦时，阿尤布·汗总统也表示有兴趣，还有日本、英国、法国……”
周恩来问：“英国、法国、日本私人公司是投标还是合作，有没有和你们商量？”
赞比亚的财政部长代为答道：“这些私人公司的出发点是利润，他们想同我们缔结合同，帮我们提供设备，他们可以赚钱。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赚钱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发展规划。”
卡翁达说：“总理先生，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政府的态度，我遇到尼雷尔总统时，谈到过我想了解一下中国政府在帮助我们方面的意见是什么？”
周恩来很客观地评述着：“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还得在坦桑尼亚修完之后，才能把机械运到赞比亚去。我估计你们的修路机械也不多。而我们和南非等几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必须沿着坦桑尼亚的铁路修上去，才能把机械设备运进去。”
卡翁达：“赞比亚境内那段线路应短一些。”
周恩来：“我们要等阁下问一下尼雷尔总统的意见。我们和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他修，但具体事项还要进行实地考察。我们愿意帮助坦桑尼亚修，也愿意帮助你们修。因为这是支持非洲民族独立的事情。”他稍停了一会儿，提高声音说：“我们考虑这条铁路时，是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连在一起考虑的，不然，那不就半途而废了吗？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对这条铁路的投资，并派出人员进行勘察。” 卡翁达脸上荡起笑意：“我不可能要更多的了。在目前阶段，你们愿意帮助我们修建这条铁路，完全满足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总理表示可以帮助，我们的问题就是下一步怎么做了。”
卡翁达访华后，坦、赞两国政府很快组成代表团来北京商谈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事宜。
1967年9月，三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至此，中国援建坦赞铁路这件大事就算最后确定下来了。
陈毅派将军大使去督阵
坦赞铁路施工使中国付出了重大代价。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地形复杂，给施工造成许多困难。周恩来一再指示要加强机械施工，无奈中国设备落后，大部分时间还是以“人海”战术取胜。在施工高峰时，工人达到两三万。那时，美国人正在修的那条公路，有一段几乎与坦赞铁路并行，不远处便有公路与铁路的交叉点，谁抢在前面，谁将占便宜，同时某种心理的东西也在起作用……
周恩来与陈毅再次商议，要派一个得力的大使去加强对施工的领导。
陈毅提议让仲曦东去。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解放前夕，他在烟台和美国人谈判，把美国人“谈”得一筹莫展。前两年又在捷克当过大使。谁都知道，陈老总不搞本位，他来外交部不带一个“华东”的人，而仲曦东却是破了一例。
陈毅又顾虑起来：“可他正在挨批斗啊！”
“告诉造反派头头，国事当前，放人！”周恩来心里火急火燎。
邓颖超也很关心此事，跟仲曦东的夫人刘锦琳说，非洲的“小咬”特别多，要多带点清凉油……仲曦东一到非洲，一头扎在铁路上。他在部队，是个说作15分钟报告决不讲16分钟的政委，如今他还是一股军人作风，既较真儿，又雷厉风行。他起早贪黑地巡视铁路，热了，跳进河里洗个澡；饿了，在工地食堂抓根油条，边走边吃。有一次吃了根油条感到胸口堵，司机以为噎住了，在背后给他捶，不管用，仲曦东直起腰说：“不要紧，走，到下面一个点去看。”他一直坚持行了600多公里，才返回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那时病情加重。使馆没有医生，第二天早上用直升飞机送到医疗队做心电图，发现是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心脏已到了危险的边缘……
陈毅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陈再嘉去抢救。无奈当时飞机不能直航非洲，只能由巴基斯坦航线转。怕误事，陈再嘉就在北京打电报指挥就地抢救……仲曦东病情稳定后，知道中国铁路已赶在了美国公路前面，宽慰地笑了。
1976年坦赞铁路投入运行。正因为中国人民竭尽全力，援助了非洲人民，而非洲人民也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所以，当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毛泽东风趣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