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最高贵的姓氏，即地位最高的姓氏是“婆罗门”。
印度社会洋溢着浓郁的宗教气氛，祭司被人们仰视如神，称为“婆罗门”。“婆罗门”源于“波拉乎曼”（即梵），原意是“祈祷”或“增大的东西”。祈祷的语言具有咒力，咒力增大可以使善人得福，恶人受罚，因此执行祈祷的祭官被称为“婆罗门”。
除了祭司外，他们也担任宫廷文士、科学家(星象家，数学家)，教师和公务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婆罗门在某些领域政府职位占75%。
婆罗门由于职责和地位的特殊可享有许多特权。
他们可以免交各种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已经以自己的虔诚行为偿清了这种债务，他们不得被处以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因为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祝福，他们将在今生或者来世，获得一定的善报。最受欢迎的礼物是土地，它可以“解除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占有大量地产，常常是整座村庄。
婆罗门之下有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以及达利特。
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所谓“不可接受的贱民”，又称“达利特”、“旃陀罗”。他们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
扩展资料：
种姓制度是曾在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其中以印度最为严重。又称贱籍制度（印地语：हिन्दू वर्ण व्यवस्था，英语：Caste system in India，或作印度卡斯特体系）。
印度种姓制度源于印度教，又称瓦尔纳制度，是在后期吠陀时代形成的，具有3000多年历史。这一制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一张根据《梨俱吠陀·原人歌》所绘的瓦尔那等级：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
种姓制度以统治阶层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这些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这些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体系。
因此，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并与印度的社会体制、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可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种姓制度
1、上海印度人协会主席阿密特·怀卡尔认为：上海很安全
上海印度人协会主席阿密特·怀卡尔的老家是印度中部的那格浦尔。2009年，怀卡尔当时所在的一家德国企业把他派遣到上海，担任亚太区销售高级副总裁。现在，他11岁的大儿子和7岁的小儿子都在上海上学。2012年，怀卡尔被选为印度人协会主席，这个2006年由“上海印度女性联盟”和“上海印度商人联盟”合并的印度人社团，在他负责的这3年里，会员从700人增加到1500人。在印度人协会的网站上，能查到所有委员会成员的手机号和电子邮箱，协会成员的名字和手机号也都在年度刊物上公开。
怀卡尔说，印度人协会经常组织公益活动，联络在华印度人的感情，比如一年一度的印度排灯节公益晚会。此外，他们也愿意为上海市民做些贡献。去年11月，上百名印度人协会的成员在上海市血液中心参加献血。等到今年6月14日“世界献血日”时，协会还会举行这样的活动。怀卡尔说：“我们很高兴这样做。”采访中，怀卡尔再三称赞中国人的守时和勤奋，他还说：“每次遇到新来的印度人，我都会告诉他上海给我们的安全感超过世界很多地方。我们应该给上海颁一个‘安全奖’。”
普拉迪普·库马尔和太太安·丽塔住在上海世贸滨江花园的高层公寓里，天气好的日子，从他们家的客厅能俯瞰黄浦江。在这个高档社区，总共住着七八十户印度人。库马尔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有在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等地做跨国企业高管的经历。2006年，库马尔看到中国咨询行业的机遇，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另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那时中国的GDP增速很快，相关政策使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运营非常容易，商业发展前景很好。
上海的生活让库马尔一家感到满意。谈到在广场跳舞的中国大妈，已经当上奶奶的丽塔说：“中国老年人比印度老年人更活跃，也更快乐，退休仿佛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由于一家人都是素食主义者，丽塔还教会来家的钟点工做印度菜，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感。现在，丽塔是上海一家名为“米饭妈妈”的公益组织成员，她们致力于帮助上海的弱势儿童群体。丽塔说：“印度人与西方人差别很大。中国人把我们看成半个外国人，因为我们的语言、相貌，也因为我们的亚洲特性。我很高兴，当地人接纳了我们。”
2、北京泰姬楼印度餐厅总经理麦赫诺·帕斯塔卡亚说：“印度要向中国学习
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有时愿意把两国做对比。北京泰姬楼印度餐厅总经理麦赫诺·帕斯塔卡亚来中国24年了，1997年他娶了中国妻子，1998年在北京国贸开了第一家印度餐厅。帕斯塔卡亚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印度创业，想出一个“工业厨房”的点子，和做外卖差不多，但不太顺利。几年后，他决定出去闯闯，曾考虑过到颇受印度人欢迎的中东地区，那里有700多万印度人，直到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中国”。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帕斯塔卡亚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来中国不久，就认识了会说英语的郑女士，用帕斯塔卡亚的话说：“印中文化真的有很多不同，我们认真交往、磨合了好几年，1997年才结婚。”那时候，他想买咖喱等家乡的调料要去友谊商店，但现在方便多了，网购就可以解决。说起北京的变化，帕斯塔卡亚侃侃而谈：“那时刚修完的二环路、三环路没过多久就又拥堵了。以后北京有七环也不奇怪。”对于北京的雾霾，他也会抱怨，但他觉得“污染和发展有关，哪个国家都一样，印度也有污染”，而且北京近几年已经好多了，几乎没有沙尘暴。
帕斯塔卡亚在北京开的印度餐厅很受欢迎，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短短几年内，他又开了两家分店。生意走上正轨，让帕斯塔卡亚更热衷于传播印度文化，他说：“很多中国人对瑜伽的印象就是减肥美体，其实它更强调呼吸冥想，是用来修身养性的。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印度。”
来自印度南部城市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的珊妮，是独生女，她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月光”，是当年一个去印度的中国女孩给起的。月光很喜欢这个名字，来中国后，她得知“月光”有了新的含义，不过，这个开朗的女孩笑着说：“在中国发展不可能成‘月光族’的，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原因。”月光说，印度人口多，很多人都有兄弟姐妹，所以像她这样的独生子女很少见。
月光的父亲曾在英国、中国香港经商，她13岁首次来中国时第一站就是香港，然后又去了广州和深圳。月光说：“你问100个印度人刚来中国时是否适应，可能99个都说不适应，因为印中的文化差异很大。可是我很适应，我想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和中国有联系的原因。”现在，她最喜欢的中国小吃依然是粤菜系中的虾饺。一年半前，月光到北京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MBA。谈到为什么放弃美国名校而选择中国大学时，月光说，印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印地语和英语都是官方语言，她在印度的商学院里学到的知识也都以欧美为范本，因此，选择去美国留学意义不大。相反，她认为，再过二三十年中国肯定能超越美国，因此，她想“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见证历史”。月光说，印度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我注意到中国商场里的售货员、旅游景点咨询处和高速公路收费站等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多是女性，而这些工作在印度都是由男性来做。
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尼廷·达尼在意大利读研时，一次到上海实习的机会让他对中国产生兴趣。2011年毕业后，达尼来到上海，现在，他是一家名为“绿色倡议”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同时兼职做室内摄影和建筑咨询。“绿色倡议”经常组织宣传环保的活动，如每月邀请环保产业的相关专家和高管讲座，每次参加的人数都有上百人。达尼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但更关注中国政府的环保举措。达尼说：“在印度，环保问题还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被重视。印度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仍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大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最近才被重视。”
达尼认为中国政府的治理很出色。他举例说：“与上海相比，班加罗尔的交通很差。10公里的路程，我需要花一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但他觉得，印度在旅游业上有优势，景观和风俗仍保持原貌，但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被装点过，越来越西方化”。对达尼来说，他希望可以简化来中国的签证手续。
3、印度学者：“印中不要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说：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4.5万印度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着推动作用，通过人员往来可以增进了解，促进中印两国经贸、文化发展。但是人口大国印度在中国的人数还不够多。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8年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学者说：印中两国媒体有时会有关于对方国家的负面报道，如炒边境话题，其实印度普通百姓不太关注这些报道。他认为，欧美媒体也经常有对印度的负面报道，这很正常，西方不愿接受其他国家崛起的事实。说起1962年的那场战争，他认为，印中合作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就太可惜了。他还谈到，“莫迪总理对华友好访问，希望印中往前看”。以前印度的领导人喜欢把耳朵捂上自己做决定，但莫迪不是，更喜欢倾听别人的意见，比较开放，亲和力强，因此赢得很多海外印度人的心，有不少印度人为投莫迪一票而特意回国。
库马尔表示：“民间层面，印中两国之间可以说相互信任。但在政府层面，彼此有些过于谨慎。我之前想把一些中国公司带到印度，但印度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相关程序。在中国，美国公司注册很容易，我的公司在中国注册时也很容易。”他认为，中国稳步增长，印度也迅速发展，“两国应以新的思维方式实现共同繁荣”。
在华印度人体验中印差异 感叹中国机会多更安全--国际--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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