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东京侦探前往伦敦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弟弟，他现在被认为是一名极道组织成员，因谋杀一名日本商人而遭到通缉。他家族的荣誉，以及国内交战帮派之间所维持的不堪一击的和平景象，都岌岌可危。
“ 义理最难承受 ”，这是日本人常说的，也是在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乃至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的。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是很难去准确的理解“义理”一词的涵义，而也如同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也无法从英语中找到与“义理”意义相当的词语。这个词语，同“武士道”一样，是封闭的、独特的，由此产生了特殊思维及行为方式，并且如此富有地域性，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最卓越的翻译也大概不会能够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极尽恰当、极近本义。在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范畴汇中，日本人的“义理”是最奇特的一个。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把义理分为了两类，一类称之为“ 对社会的义理 ”，另一类是“ 对名誉的义理 ”。对于社会的义理，我理解为对于社会、民族或集体的义务与责任，还有对于人情的承担以及报恩的义务，它体现在日本人在对于工作中的态度，以及对于法律上的姻亲的赡养责任等等，而成年人对于亲生父母的侍奉，不能称之为“义理”，这是出于亲情的。对于名誉的义理，是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和义务，日本人对于名誉的看重，下面这句话便能很好的体现出来：“丢脸就像树干上的疤痕——时间不会抹去它，只会让它越长越大。”
真正理解“义理”，我认为关键有二。一是，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称之为“义理”。其二是，义理的特质是非本愿的，并不是个人的心甘情愿。
日本的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土居健郎曾指出，日本人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义理”和“人情”的影响。义理是日本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与其相对的人情，也存在于日本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人情的地位往往被日本人定位在义理之后。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是《礼记·礼运》中所述，相对于“义理”，人情主要指的是个人的思想与欲望和“老幼”、“恋人”、“朋友”等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以及同情、怜悯等情感。如果将“义理”视作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那么“人情”便是人由内而外的、自然发出的感情和欲望。“人情”也是除去“义理”之外使日本人恪尽职守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
在我看来，人情也大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重在人情的 人 ，即人的情感私欲，另一方面则是人情的 情 ，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感情。
对于“义理“和”人情”，虽然根据本尼迪克特所描写的，我们可以认为，“义理”和“人情”是相互脱离、相互对立的存在关系，但是抛开书本来理解的话，“义理”与“人情”并不应当只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二者还有着相互交叉，又或者相互抑制的存在。
然而，如同我国古代所谓“ 忠孝不能两全 ”一样，义理与人情也往往会产生冲突，日本人在面对时也常常苦于选择，但大多数情况下，注重的是义理，而舍弃人情。把义理看做是“公”，则人情就是“私”，二者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可以形容成日本人心头的永远无法摆脱的枷锁，这矛盾已经水乳交融地渗透进日本人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 为了义理 ”，正是日本人担负沉重的人际关系的最好表达。
但凡涉及日本文化，必然不能不提武士道。武士道，是要求或教导武士们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是在数十年、数百年中，在武士精神的发展中有机形成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
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说：“义理原本是武士的武德”，武士的武德包括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是武士道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武士义理。而在浅读此书后，我认为对于武士义理的最核心的体现，便是武士的荣誉观和武士的忠诚。
武士拥有极强的 耻感 ，对他们的荣誉极度敏感，这和他们的义理一同强烈的驱动着武士对于自身名誉的保护。虽然不会有平民因为好心提醒武士身上的小虫而被斩杀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这类故事的流传也意味着维护荣誉对武士的重要意义。
武士的 忠义 ，即这种对上级崇敬和忠诚的美德，是武士道不可或缺的，这种忠诚，也被日本发展到了其他文化所不曾达到的高度，以至于让人不知该如何评价。最典型的故事，是关于日本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菅原道真的。他遭人陷害后被流放出京，但敌人并没有善罢甘休想要灭族，在搜查他的儿子时，发现少年藏身于菅原道真旧臣源藏的学校中便要求交出首级，源藏迫不得已为少主寻找替身，恰好找到了一位极度相似的新生，然而源藏并不知道的是，这菅原道真曾长期有恩于少年的祖父，正是得知了少主有难之后，其母带着少年来到了这所学校，而少年的父亲在主公出事后迫不得已侍奉恩人的敌人，也因此被新主人委以检查少主首级的任务。他平静的完成了任务，见证了自己儿子的献身。这任务，可以说是一生中最艰巨的任务完成后，回到家中，夫妻二人首先做的事情，是欣喜于儿子献身于主人，而不是为了儿子的逝去而悲痛。这也印证了，日本人在义理与人情产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选择的是义理。
武士义理影响了武士道的发展，而武士道、武士义理，也同时影响着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形成。
中日两国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自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内阁代替天皇执政，同时解除武装，只设立“自卫队”，发展经济，经过了七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成为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思考中日两国的未来，必然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对方的基础上，一读《菊与刀》、《武士道》，让我受益匪浅。
对于现在的日本文化，传统的“义理”的内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与原本的意义有了偏差，开始堕落。从很多事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日本人在被义理所迫时，有时会认为自己不得不忽视正义，而不去关心事情本事是否合乎正义、符合伦理道德。对于名誉的义理，甚至还包含着各种各样的 反道德 、 反常理 的成分。从更改教科书、赔偿慰安妇等等问题可知一二。
义理使日本从原始走向了文明和开化的现代社会，但是陈旧、堕落的义理同时也禁锢着日本走向未来的脚步，日本文化如何焕发新的生机，必然是要从义理的改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