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影片，1928年出品。编导：路易斯·布努艾尔、萨尔瓦多·达利。法国先锋派电影运动中出现的超现实主义电影的一部代表作。
影片无任何情节，只有一组组无逻辑无理性的镜头，以及奇特怪诞形象的不谐调接合：男人想去拥抱他渴望的女人，却被系着南瓜的长绳绊住；一只死驴血淋淋地堆在钢琴上；一个衣冠楚楚男人沿街无聊地踢着小提琴…
两只手磨着剃刀的大近景。左腕上戴着一只男式手表。
一个男人头部的特写，他的视线朝下，嘴里叼着一支香烟（这就是布努艾尔本人）。他略微眨眨眼，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磨剃刀的那个人。背景处，从离他很近的窗户透出一片漫射光。提一下他穿的衬衣是必要的：这是一件无领的敞口竖条纹衬衫。
黑夜中的阳台。阳台前，一个男人在磨剃刀。
又一次出现双手磨剃刀的镜头。身后是木板门的门框和门闩。男人用拇指指甲试了试剃刀。镜头再一次推近男人的脸部，他抽的烟卷一直叼在嘴边。摄影机向后拉成男人膝部以上的镜头。他站在门前，开门走出去。摄影机摇着跟他到阳台，他靠着阳台，注视着天空。
男人隔着玻璃窗注视着天空，看见……一片浮云飘向一轮满月。
从男人的胳膊肘撑在阳台上的镜头转为黑暗的天空的镜头。但是，银幕的左边是一轮明月，一片狭长的浮云飘向月亮。再次推成男人的近景，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天空，继续抽着烟。
化入一位姑娘脸部的大近景。男人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将姑娘的左眼皮分开。另一只手拿着剃刀向眼球接近。男人穿的是竖条纹衬衫，此外，现在戴着一条横条纹的领带。
然后是姑娘的头部，她睁大双眼。剃刀戳向眼睛。浮云此时从月亮前面飘过。锋利的剃刀横在姑娘的眼睛上，切进去。
天空的镜头。浮云飘过月亮前面，好象把月亮切成两半。
剃刀横切眼睛的大近景。
转暗。然后，银幕上出现字幕：“八年之后”。
全景。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阳光璀璨。
一条空无一人的街道。下着雨。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进入画面，沿街而行。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一位身著深色衣服、骑自行车的人进入画面。
摄影机略向前推。街上现在又是空无一人。摄影机向后拉，拍摄骑车人的正面近景。如原剧作所写的那样，他在深色衣服外面披了一件白色斗篷，把肩、腰、头都裹住了。
他的头、肩和腰都裹在白色斗篷里。
摄影机不再向后拉，化入大街，街上再次空无一人。摄影机再次向前推，化入骑车人。切入行人稀少的街道，远处可见三个行人。在骑车人的镜头上叠印骑车人沿街远去的背影。在叠影镜头上，骑车人的斗篷由于特殊的照明而显得比在原镜头上稍大。
切入骑车人的正面中景。他朝我们前进，……直到呈现一只盒子的特写镜头，盒盖是黑白斜条，盒子系在脖子上，挂有胸前，他胸前挂着一个用皮带系着的黑白条纹的长方形盒子。他机械地蹬着自行车，两手松开车把，放在膝盖上① 。
中近景：骑车人的背影，一直拍到膝盖。叠印纵向的大街，他背对摄影机，在街上行进。他骑车迎面而来，直到那个带条纹的盒子到达特写的程度。
一个房间的室内全景。一位姑娘坐在屋子当中的桌旁看书。镜头略摇，推成姑娘的正面中景，然后是近景，她猛然抬头，大吃一惊。
外景的瞬间镜头。俯拍骑车人穿过街道。
转为姑娘的镜头，她激动不安，惊惧地倾听着，她突然用力合上书，扔到桌子上。书的特写：书被摔在桌上后翻开了，从其中的一页上可以看出是弗美尔②的《绣花边的女人》的复制品。
镜头切成姑娘的中近景。她站起身，摄影机跟摄她走到窗前，她把窗帘掀开，朝街上看去。可以发现，她衣服上的图案和那个眼睛被切的姑娘的完全一样——她们是同一个人。
这条街上某一栋楼的第三层的一间房内。中间坐着一位衣着鲜艳的姑娘，她专心地看书。她突然感到惊慌，注意地倾听，丢开书本，并把它扔到旁边的长沙发上。书本翻开的一页上有一幅插图，是弗美尔的《绣花边的女人》。现在，姑娘确信发生了什么事：她站起来，半转过身，快步走到窗口。
俯拍大街的镜头。骑车人从一盏煤气路灯前面经过。
镜头转为姑娘的中近景。她掀开窗帘，仔细观看。她吓了一跳，退了回去。
俯拍骑车人的镜头。他停住了，连人带车摔倒在人行道旁的地上。
在楼下的大街上，前面提到的那个人刚刚停下。由于惯性，他连人带车一起摔到沟里去了，满身泥泞。
姑娘的瞬间特写，她稍微离开窗。她显得既不安又气愤——她再次靠近窗口。
俯摄的短镜头。骑车人躺在摔在地上的自行车上。
姑娘的特写。她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对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的生气。
骑车人的短促近景。
姑娘的中近景。她绕过卧室的铁床（摇拍，跟移），想去开门。
快速特写镜头。室外，摔倒的骑车人的不安的脸。
姑娘下楼梯的镜头。
姑娘带着气愤和怨恨的表情，匆匆下楼走到街上。
布努艾尔谈一只叫安达鲁的狗 译者:Talich UN CHIEN ANDALOU 和超现实主义的尝试 Tomas Perez Turrent: Un chien andalou这个项目最初是如何诞生的？ LUIS Bunuel: 我在1927或者1928年的时候开始对电影产生很大的兴趣。我在马德里拼起一个法国先锋电影（avant-garde films）之夜，放映的影片包括Cavalcanti的Rien que les heures，Rene Clair的Entr’acte，其它的我记不起来了。那活动办得成功极了。Otega y Gasset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如果我还年轻的话，我将会献身于电影。”Juan Ramon Jimenez（西班牙诗人，1956年获得Nobel文学奖）也感到眼花缭乱（ebloui）。这是一个巨大的启发，因为尽管我们已经熟悉了美国电影，先锋电影在西班牙还无人知晓。后来，当我和Salvador Dali在Figueres过圣诞节假期的时候，我提议和他一起拍一部电影。Dali跟我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了蚂蚁爬满了我的手。”于是我说，“嗯，我梦见了我切开了一个人的眼睛。”我们用了6天写出了剧本。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没有任何争执。我们工作的方式是选择最初进入我们意识里的画面，而系统的抛弃任何从我们的文化或者教育里来的东西。它们必须是让我们俩惊奇，而我们俩也都能没有矛盾的接受的画面。比如：女人抓起一个球拍以抵抗试图袭击她的男人。然后他四下里看，去找什么东西（现在我跟Dali说）：“他看见了什么？”“一只飞着的青蛙。”“不好！”“一瓶白兰地。”“不好！”“好，我看见了两根绳子。”“OK，但是绳子之后又有什么？”“那家伙拉它们，结果掉下去了，因为有个什么很重的东西系在上面。”“好，我喜欢他掉下去了。”“绳子后面跟着俩个大葫芦。”“还有什么？”“两个玛利亚会（marist）的兄弟。”“然后呢？”“一门加农炮。”“不好。一个奢侈的扶手椅。”“不，一台大三角钢琴。”“非常好，另外在钢琴上面是一头骡子……不，两匹腐烂的驴子。”“精彩！”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们需要唤起无法给出解释的无理性画面。 Turrent：尽管如此，评论家还是试图找出它的符合逻辑的解释。 Bunuel：在Zaragoza的一个骑兵上尉，一个德国教授，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都不约而同的得到了相同的解释。“那人接近女人：这是性冲动；绳索是道德约束；两个软木垫子（cork mat）：轻佻的生活（life’s frivolity）；两个葫芦：睾丸；牧师：宗教；钢琴：爱情的旋律；还有驴子：死亡。”不该去解释这些画面，它们应该被接受为它们本来的样子。它们让我反感了么？它们打动我了么？它们吸引我了么？这样就够了。 Jese De La Colina：好象是有特定的类比或者隐喻。比如，云掠过月亮对应着刀片切过眼睛。自然人们会倾向于象征性的解释它：这是一个序幕，它请求观众闭上眼睛，眼睛只能看到外观和表面的诗意，要试图去看一个更深刻的影像（profound vision），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影像。 Bunuel：我不否认电影可以像你刚才说得那样去诠释。“让我们闭上眼睛不去看显而易见的现实而去看内在的精神。”但是我拍摄这画面是因为它来自于我的一个梦，而我知道它会让人们产生厌恶感。 Turrent：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只牛眼？ Bunuel：一只小牛的。毛被去掉了，还化了妆。 Turrent：Dali参与拍摄了么？ Bunuel：不，我自己拍的。Dali后来说拍摄的时候每天我都向他请教如何去做。真是个骗人的家伙（charmer）！Dali跟我说当我快拍完的时候给他发个电报。封镜前两天，我发了电报给他，于是他来到片场看最后场景的拍摄。倒数第二个场景是那个有钢琴和驴子的景。 Colina：在The Secret Life of Salvador Dali一书中，他说他为那个场景准备了驴子。 Bunuel：没错，是他做的。拍摄前我杀了两头驴子，往肚子里塞了草。Dali为了加快腐烂过程添了一些鱼。 Turrent：影片的资金是如何解决的？ Bunuel：我母亲给了我25000比塞塔安（五千杜罗duro）。她给了我的姐姐/妹妹们每人10000杜罗作嫁妆，而我只要了5000杜罗来拍一部电影。在巴黎我在舞厅里和跟朋友的晚饭里花掉了一半的钱。当我只剩下12500比塞塔的时候，那时候这依然是一大笔钱（因为法郎的汇率特别低：一瓶香槟只要一个比塞塔），我决定拍一部电影，因为我是一个负责的人，我不想欺骗我的母亲。我租了Billancourt片场；我付给演员很少的钱（但是我的确给了）。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自己影片的制作人。 Colina：你拍电影的那时候有没有工会的问题？ Bunuel：据我所知没有。另外，也不可能有任何工会问题，因为我是一个“资本家制作人（capitalist producer）”。 Turrent：你拍的第一个景是什么？ Bunuel：它应该是一个拍起来容易的景。我不敢开拍，于是跟自己说，“从最容易的开始。”我相信应该是阳台上的景，就是我拿着一把剃刀出现的那个。 Turrent：你是如何把剧组拼起来的？比方说，你怎么知道Pierre Batcheff的？ Bunuel：我是在一个Josephine Baker演的电影Siren of the Tropics里给Henri Etievent和Mario Nalpas当助手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可不仅仅是一个英俊的主角，他也是很有文化和知识分子趣味的（intellectual inclinations）。有一天Josephine Baker本来被通知要早上9点钟来，结果她下午5点钟才赶到片场。她怒气冲冲的，因为她的小狗生病了，结果她还打破了更衣室里的一面镜子。这种事情让Batcheff愤怒。我评论道，“这就是电影。”他回答说，“或许是你的电影，但是不是我的。”我说他说得对，然后我们成了朋友。于是我找他来拍Un chien andalou。我需要找其他演员。Fano Mesan，在电影里跟切断的手演对手戏的姑娘，有时候会和我们在Montparnasse喝咖啡。她总是穿着一身男孩子的装束，直到某一天，她穿着女人衣服来了。女主角是Simone Mareuil，二三十年后她选择了佛教僧侣式的自杀方式。她倒了两罐子汽油在身上，划了一根火柴，然后在火焰中跑过树林。Batcheff也是自杀的。 Colina：你是如何指导演员的？ Bunuel：我不让他们看剧本。我只是告诉他们，“现在往窗外看；那里有阅兵式，”或者，“那里，两个醉汉在打架呢。”事实上，那个场景是那个关于切掉的手的景。从摄像机操作员到其他剧组成员都不清楚故事情节。 Colina：尽管如此，最后的结果是很忠于剧本的。你在什么地方即兴发挥了？ Bunuel：不，我没说过我有即兴发挥。我把这里或者那里的东西剪掉，在L’Age d’or里我也这样，但是我不即兴。我或多或少知道我要做什么。对于我，剧本永远是基础。情况是一个细节可以改变所有事情。我砍掉一个景是因为我很节省（economical），我对于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有一种直觉。我拿剧本做基础，因为电影只是你在银幕上看到的。一个糟糕的剧本可以拍成一个好电影，这取决于是谁来拍它。从另一方面讲，有时候非常好的剧本也能拍出非常糟糕的电影。 Turrent：Carlos Velo告诉过我们关于蚂蚁爬在Batcheff的手上的一个故事。 Bunuel：我曾经去过Guadarrama高原，那里有很肥的红脑袋蚂蚁，拍特写的时候效果很好。我跟一个叫Maynar的朋友说让他拿一些蚂蚁给我。他把蚂蚁拿给了Velo，Velo把蚂蚁放在腐烂的树干里再塞到一个罐子中，带到巴黎给我。 Turrent：Velo说这些蚂蚁在法国的沼泽里也能找到。 Bunuel：在Provence省肯定能找到。但是我在法国一个昆虫学家也不认识。 Colina：那些捆在钢琴上的教士是谁？ Bunuel：Miratvilles和我的舞台监督。在另外一个镜头里，则是Miratvilles和Dali。那个场景是电审检查官要求我剪掉的唯一一个景：“Couper les deux cures que l’on traine（剪掉两个被拖着走的牧师）。” Turrent：影片至今依然让人战栗。 Bunuel：影片首映后第二天，Cinema des Ursulines的老板跟我说，“我们很抱歉。影片昨天上映的反响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能接它，因为电审不会通过的。”然后Studio 28的人向我要它。他们为此给了我1000法郎，结果放了8个月。昏倒，流产都出现过，有超过30个抗议者就住在了警察总部。今天是时过境迁了。超现实主义者没曾参加过首映。Dali也没有。他去Cadaques画画了。我和超现实主义者的首次接触是在La Coupole饭馆里见到Louis Aragon和Man Ray。我拍完了影片，发现Man Ray准备放映Le mystere du chateau de de（The Mystery of the Chateau of the Dice, 1929，Man Ray导演）。那片子是Vicomte de Noailles投资的。Fernand Leger把我介绍给了Man Ray。我跟他说，“我知道你会放映一部电影。我也有一部20分钟长的电影，我想让你看看。”他把我介绍给了当时在酒吧里的Aragon。第二天他们俩看了我的电影，并说他们非常喜欢。那天晚上影片首映，le tout Prais的人也出席了。为以防万一，我揣了――我说过好多次这个故事了――石头在兜里。影片放映的时候我操纵着唱机。我随心所欲的在这里放上一段阿根廷探戈，那里放上一段Tristan and Isolde。之后我想以向观众扔石头的方式做一次超现实主义者的示威（demonstration）。掌声把我缴械了。第二天冒出了许多关于这片的言论。我去了Cyrano，在那里被介绍给Andre Breton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团体（Surrealist group）的成员。 Colina：超现实主义者因为Un chien andalou的巨大成功而审判你（put you on trial），这是真的么？ Bunuel：审判不是因为这个，尽管有不少超现实主义者确实说如果一部反大众（against public）的影片是如此成功，那么它一定有点可疑。审判是因为其它一件事情，在一个杂志上刊登剧本。 Turrent：在Revue de Cinema。但是这跟超现实主义者有什么关系？ Bunuel：那个杂志向我要剧本，我就把剧本给了他们。不久以后，我参加了超现实主义者团体。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叫Variete的杂志准备刊登一期超现实主义者的专题，由超现实主义者自己编辑。Paul Eluard向我要Un chien andalou的剧本，我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是我把它给Revue de Cinema了。”他们要求我收回剧本。“不可能，我已经答应了。”他们跟我说，“一个人说的话是不作数的。”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公平是不存在的，”Breton说，“Ii faut choisir: avec Ia Police ou avec nous（你必须选择：跟警察走还是跟我们走）。” Colina：那时是超现实主义者最不妥协（intransigent）的日子。你接受了么？ Bunuel：完全的。我将自己全部的活力和希望都缴给了超现实主义。那审判对于我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们俩应该能理解：天主教教堂和苏联都是不妥协的，它们依然在那里。Aragon是原告（Prosecutor），他就象个疯子一样处理这事情，说，“Et bien, mon cher ami, je trouve tout ça detestable. Nos camarades...（那么，我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这一切很讨厌。我们的同志们…）”最后他们建议我去杂志付印的印刷厂，销毁用来印刷的铅版“但是我不知道铅版在哪里，”我说，“我或许会毁掉错误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坚持，我就服从了。我买了一个榔头，就像藏一把左轮手枪一样藏在我的雨衣底下。Eluard和我去见Gallimard，因为印刷机就在杂志办公室。“我来抗议刊登Un chien andalou，”我跟他说。Gallimard满脸困惑：“但是是你同意给我们的啊…”“是，事实上是这样的，但是我重新考虑了，决定我要收回它。”“但是它已经被印出来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们跟他说了再见，然后我给20家巴黎的报纸写信抗议说“我是Gallimard先生的恶举的受害者。这个资本家…”等等。然后剧本出现在下一期的La revolution Surrealiste，并带了一个注脚，“这是我剧本的唯一授权刊登版本。” Colina：Breton是非常严苛的人。当Dali和你加入团体的时候，清洗已经开始了。 Bunuel：对，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有大约10个人站到运动之外：Robert Desnos，Pierre Naville，Jacques Prevert，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s。后者发表了一篇反对Breton的cadavre exquis（注：exquisite corpse。这是超现实主义者研究出的一种创作形式，来自一种老的游戏，几个人每人写一个词组在一片纸上，然后折好遮住部分写下的，传递给下一个人。这种创作方式的名字来源于一次创作结果：“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The exquisite corpse will drink the young wine”。创作方式不限于文字，也可以是绘画。可以参见http://www.cyberstars.com/ron-mike/history.html）。Alejo Capentier也签了，他那时候还默默无闻。那个cadavre exquis上面写着“Breton est une ordure（Breton是垃圾）。”之类的骂人的话。那时我已经加入团体一年了。 Colina：除了你，剩下的成员有Dali，Aragon，Rene Char，Eluard，Max Ernst，Peret，Francis Ponge，George Sadoul，Tristan Tzara，Rene Crevel，还有其他人。你们签了超现实主义者第二宣言（Second Surrealist Manisfesto），发行了叫Le Surrealisme au service de la revolution的新杂志。你们都在一个照片蒙太奇里亮相，你们的肖像环绕着一个裸女的照片，上面提着… Bunuel：对，我们所有人眼睛都闭着，女人在中间，一行标题写着：“je ne vois pas la femme cachee dans Ia foret（我看不见藏在树林里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