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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悍记故事梗概 驯悍记故事介绍

1、《驯悍记》讲述的是精明的彼特鲁乔迎娶“彪悍”的富家女凯瑟琳娜的故事。凯瑟琳娜脾气不好远近闻名，她是“泼妇”、“活阎王”，所以她的父亲着急把她嫁出去，宁可拿出昂贵嫁妆，也无人问津。“绅士”彼特鲁乔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向凯瑟琳娜求婚。

2、可是从求婚到结婚开始两人就不断争吵，因为凯瑟琳娜脾气火爆所以从不把彼特鲁乔放在眼里。聪明的彼特鲁乔为了改造妻子，想出了一个对付妻子的奇怪方法，就是比凯瑟琳娜脾气更火爆，以宠惯妻子为借口，制造出脾气暴躁的假象，让妻子受到外人误解和怠慢。凯瑟琳娜受到各种折磨之后终于明白作为妻子应该遵守妇道，不该野蛮粗暴，完全服从“妇道宣言”，从此以后凯瑟琳娜成功被彼特鲁乔改造成温柔贤惠的妻子。

驯悍记是哪一年哪个出版社出版的?

解读《驯悍记》中的人物形象

　　摘 要：《驯悍记》（Taming of the Shrew)是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最著名的喜剧，探索了两性关系以及爱情和金钱的价值等主题，热闹的故事情节背后带有浓厚的文艺复兴时期关怀人的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色彩。戏剧描写悍妇凯特因为性格暴躁、脾气倔强，找不到任何一个敢娶她的男人，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她嫁给了高大结实的大胡子男人皮图丘。皮图丘一心要把凯特训练成百依百顺的好妻子，所以他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方式，最后终于驯服了凯特的一身傲骨。《驯悍记》中皮图丘对凯特的驯服并不是以爱情为基础，《驯悍记》展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残酷的迫害。
　　关键词：驯悍记；爱情；男权社会

　　莎士比亚早期喜剧《驯悍记》的主题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中世纪的对应学说出发，以非秩序的假设为基础，认为此剧是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女性对男权的服从。另一种看法认为皮图丘和凯特的故事是以爱情为基础，皮图丘和凯特彼此爱着对方，但却不肯讲出来。
　　20世纪初，《驯悍记》与《罗米欧与朱丽叶》作为最早被引入中国的莎剧，登上中国戏剧舞台。当时的中国仍旧是封建保守的年代，男性对女性拥有绝对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驯悍记》在当时受到极大的欢迎。这个事实表明当时人们对《驯》剧的解释显然是上述第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征服。但随着人们对莎剧研究的深入，学者及批评家开始探讨表面故事情节下莎翁的创作意图。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辞典》对《驯》剧作如下注释：这部剧作虽然在表面上是写男性对女性的强权和女性对男性的服从，但从剧作的内在深层结构来看，莎士比亚着力表现和歌颂的却是男女主人公身上焕发出来的旺盛的青春和生命活力。⋯《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英国莎学专家考核格希尔在其题为《莎士比亚喜剧的基础》一文中写道，“皮图丘自己承认是个追求有钱女子的男人，但他脾气很好，有活力、坦白、诙谐、可爱。毫无疑义，他凯特是一见钟情的。他虽然大喊大叫、狂妄异常，却不是个卑鄙的人。对凯特来说，他好像是她的救星”，“皮图丘决心打击的是这个姑娘的凶悍态度而不是她的精神 ” 。由方平先生主编的《新莎士比亚全集》中，《驯悍记》的前言也谈到了类似看法，认为剧中驯服的目的在于打破那把凯特的“真我”紧紧地笼罩住的“假我”的外壳，以使凯特从变态的性格中解脱出来，开始她渴望的正常生活。对于仍处于主导地位的《驯》剧第二种解释则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皮图丘对凯特无一丝爱情可言，皮图丘的“驯悍”与小夫妻吵架有天壤之别，是对凯特纯粹的身体和心灵的凌辱。事实上，《驯》剧表现了具有独立叛逆精神的姑娘是怎样被男权迫害着，一步步逼到走投无路境地的悲剧故事。
　　《驯悍记》中女主人公凯特是帕度亚富翁巴普提斯塔的女儿，秉性暴躁，悍声远播，以至于求婚者不敢问津。这时，维洛那绅士皮图丘得知凯特的情况后，决定娶她为妻。皮图丘在向凯特求婚和婚后的几天里，以爱护妻子为名，故意做出一副比凯特更暴躁、任性和乖戾的样子，让她饱尝饥寒劳累之苦，倍受遭人误解、怠慢的折磨，从而使她领悟到一个聪明的妻子不应倨傲粗野，故意和丈夫闹别扭的道理，而且成为帕度亚城最柔顺的妻子。
　　基于此剧喜剧的特点，批评家们努力去寻找使人愉快的主题。但是皮图丘的行为真的是基于对凯特的爱情吗?如张泗洋先生所言，《驯悍记》所表现的夫妻矛盾事实上是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社会性冲突，凯特与家庭、丈夫的对立，实质上是她为了求得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所进行的斗争。
　　凯特的人生悲剧，实际上从她成长的家庭中就孕育了。她是多子女家庭中不被喜欢的孩子。由于她追求自由独立的叛逆性格使她的父亲毫不掩饰对她的失望和轻视。她被称作泼妇，在帕度亚以善于骂人出名，被周围的人们冠以疯、悍、泼，而她不过是刚刚成年的，或尚未成年的少女。剧中，她所有能称得上“悍举”的也就是她追打她的妹妹。事实上，这是在家庭中不受重视的孩子嫉妒家中宠儿常有的现象。不可否认，凯特的性格中带有长期压抑环境中生活的扭曲成分。而其他的“悍举”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父亲巴普提斯塔从来便把婚姻大事看作是一桩商业交易，从开始凯特就是其父亲的“滞销货”。他急于将“滞货”出手，女儿幸福与否不在他考虑之列。第一幕第一场中，当凯特的父亲近乎乞求葛莱米奥和霍坦西奥(比恩卡的追求者)看在熟人朋友的份上，商量商量，乞求他们中的一位娶凯为妻时，凯特又羞又恨地责备父亲不该让两个臭男人取笑她，大骂拿她取笑的葛莱米奥和霍坦西奥，声称她若是嫁给了他们其中的哪个臭男人，她会用三只脚的凳子打破他的鼻头，把他涂成花脸叫人笑话。
　　凯特和皮图丘尚未见面，婚姻就由她父亲决定了，她已经像货物一样被易主，成为皮图丘的财产了。她的悲愤，她的无奈毫无用处。就这样，新婚，本应是一个女子最幸福快乐的时候，然而，对凯特却是屈辱的开始。凯特知道皮图丘借着爱惜她的名义，用饥饿和困乏来折磨她，对她进行身体摧残；再用摧残她骄傲的尊严来“驯服”她。正如皮图丘所讲，要“拿她当一只乱扑翅膀的倔强鹞子一样对待”。最初，是凯特少女的体面之心被羞辱，皮图丘故意在婚宴上姗姗来迟，举止粗俗，在众人面前使凯特尴尬。之后他以爱护妻子为名，使凯特饱受饥寒之苦，精神身体被虐待。继而他专横跋扈到了不知羞耻的无赖的境地，如第四幕第三场中，皮图丘逼迫凯特承认两点钟是七点钟；第四幕第五场中，指太阳为月亮。更有甚者，皮图丘竟然硬说年迈的文森修是美貌姑娘，要凯特与他亲热亲热。最后，皮图丘公然用打赌的方式取笑自己的妻子。
　　上述皮图丘的种种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小夫妻拌嘴、或吵架的范畴，更丝毫谈不上爱情。在《驯》剧第一幕中，偶来此地的皮图丘就明确表示他的求婚主要是为了钱，无论对方是怎样淫贱老丑，泼辣凶悍，他都不在乎，都一样欢迎，但前提条件是嫁妆丰厚。
　　在皮图丘和凯特的较量中，皮图丘的凶悍、无理和无耻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她的抗争更艰难，更孤独。剧中，莎翁没有给凯特独自的机会说出心里话，以至于让许多学者和读者误解凯特。莎翁之所以没有让她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原因正在于那个时代没人能懂凯特的悲苦，没人同情和理解她。她的抗争，在整个男性的世俗社会都当作自作自受，是一件无理取闹的、可笑的事。就连剧中淑女典范妹妹比恩卡都感到凯的“妇道宣言”很刺耳，但剧中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好男人”卢森修竞闻之而悦，并劝其妻也应该学学这样的“妇道”。
　　《驯悍记》的“戏中戏”的结构，由于没有对序幕做最后交待而被认作是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的缺点。事实上，也不能排除这是莎翁特意的安排。如果说当局者迷，舞台上，凯特被一群有钱有势的人肆意地戏弄，侮辱；那么，舞台下，作为旁观者又如何?上至贵族下至社会最底层的老酒鬼都在乐不可支地欣赏她的遭遇。这种戏中戏的结构无声地表达了莎翁对世道的谴责：整个世界都在拿这个姑娘的痛苦当笑话来看!同时，凯特孤立无援地抗争的境地被强化了。
　　20世纪初上演的莎剧的第一部有声片《驯悍记》，由女影星毕克馥扮演的凯特，一边正经地宣扬着妇道，一边对两个新娘会心地眨眨眼睛，这无疑是个嘲笑大男子主义的小动作。不过，对《驯》剧的这种处理方式未免过于温和了，不足以表现男权对女性人格的摧残。
　　据考证，欧洲各国的民间口头文学中都曾出现过悍妇的形象，和以残暴的手段“驯妻”的故事，例如，古代苏格兰民谣《一张马皮裹悍妻》。莎士比亚对这个残暴虐待女性的故事进行了大改动，嬉笑怒骂取代了极端的场面，于是《驯》剧以喜剧的面目出现了 ，试想，在男性对女性有绝对统治权的伊丽莎白时代，将一张马皮裹悍妻的故事搬上舞台岂不更使观众欢迎?很显然，剧作家不赞同，某种程度上甚至厌恶民谣中残暴的驯妇行为。
　　进入20世纪80年代，诸多中国莎学研究者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即“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来分析《驯悍记》，得出皮图丘帮助凯特从变态的“自我”中解放出来，恢复“本我”，开始富于希望的新的人生阶段的结论。殊不知，正如美国女权主义者米利特所言，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表面上置男女于平等的地位加以分析，事实上，他的理论为男女的不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持。剧中，皮图丘说：“她是我的家私，我的财产；她是我的房屋，我的家具，我的田地，我的谷仓，我的马，我的牛，我的驴子，我的一切。”借皮图丘之口，莎士比亚点明妇女在这个时代的可悲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诸多学者从男性的角度不自觉地将男权世界强加于女性，温顺服从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女性的美德。这在客观上忽视了作为女性所特有的、区别于男性的情感和思维方式。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驯》剧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喜剧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戏剧形象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几乎每一部作品里都倾注莎翁理想和怜爱的女性。不论是《威尼斯商人》中睿智勇敢，为束手无策的男人解决棘手问题的鲍西娅．还是《罗米欧与朱丽叶》中不受封建习俗束缚，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朱丽叶，或是《李尔王》中充满真爱和诚实的考狄丽娅，《爱的徒劳》中机智的罗瑟琳，《无事生非》中不甘心女性屈辱命运的贝特丽丝，即使在没有多少女性人物参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居理厄斯·凯撒》中，勃鲁托斯的妻子波希娅也要求在家庭中与丈夫平等的权利。所有上述女性人物无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难道莎翁的《驯悍记》中的凯特属另类女性?当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凯特，就深深地体会到她的痛苦。凯特已彻底领教过皮图丘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她独立的人格和作为人的尊严受到一次次重创。正如文中所言，凯特是一位心智健全的女性，作为“新嫁娘”，她必须在众人，特别是家人面前努力使自己免受彼特鲁桥的进一步凌辱。她的“妇道宣言”，表面的驯服使皮图丘失去了正面出击、凌辱她的机会。凯特很明白皮图丘的用心。她反抗，但她却如一只被缚的鹞子。她那过分谄媚夫权的言词明白地暗示她的驯服是无可奈何的假话。她的无可奈何使她的悲剧意味更深厚，她的个人悲剧已经融进整个社会的悲剧之中了— — 她代表千千万万个在男权统治下苟且偷生的女性。与莎剧其他女性人物相比较，凯特应该是呼唤女性独立人格的最强音。

　　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