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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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资料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 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 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毛泽东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毛泽东，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 了。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毛泽东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毛泽东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这句话，并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篇文章已收入《毛泽东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 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典礼上要举行阅兵式， 这个设想早在1949年7月底就确定下来了。
可是，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这个问题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很长时间都没能决定下来。
举行开国大典，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事一定要圆满。而选定一个合适场地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凸现出来。
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
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
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
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
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没有马上拍板。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让全体政协代表到天安门城楼进行检阅。并且，天安门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和疏散。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远不像后来那样阔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二路纵队。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已经举行过由一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
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的缺陷，首先是那里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面还可以，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如果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势雄壮的检阅台，所费工程之大、投资钱财之多，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假如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影响开国大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这座矗立于北平城中央的巍峨壮丽的古代阙楼，原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它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毁于兵火后，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称天安门。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天安门城楼，从广场整体布局上看，大有“横空出世”之象。从天安门广场上放眼眺望，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熠熠生辉，显得无与伦比的庄严、雄伟。实际上，明清两朝，广场上所有的建筑，都是作为这一主体建筑的陪衬物而建筑的，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天安门城楼气势非凡的奥秘所在。天安门还是明清两代帝王从事重要活动的地方之一，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金凤颁诏”，每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以及皇帝大婚和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天安门出入。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油画<开国大典>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1.油画《开国大典》场面恢宏，喜庆热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采奕栾，气度不凡。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广场开阔，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画家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作者使蓝天与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造成强烈的对比，并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又如在画面人物的布局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边是广场群众。
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在暖调子的红灯笼、红柱子、红地毯的衬托下，毛泽东主席健朗魁伟的身姿处于画面中心，也体现了领导全中国的核心之核心，并与远方千千万万的群众遥相呼应，共同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而自豪。
画家在构图、设色、人物等场面的处理上，体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气魄和风度；再如，按正常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被抽掉了，并且天安门城楼中间两根廊柱之间的跨度大大放宽了，和实际的建筑构架也相差悬殊，他所以要做这样的构图处理，是运用了美术透视法则，都是为了显出天安门广场的明朗开阔，群众场面的雄壮宏伟！
使得国家领导人置身在这样一个天地恢恢的气氛中，从而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庄严宣言。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因而使这件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
画家在此画中努力使西方的油画技法与我们民族的审美观相适应，特别在色彩处理上，强调色彩的单纯，对比强烈。红地毯、红灯笼、红柱子及远处红旗的海洋与蓝天、绿树形成对比基调，使画面热烈而明快的；金黄色的菊花与蓝天、白云的对比。既点明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与黄色的灯穗相呼应，增强了华贵灿烂、富丽堂皇的欢庆气氛。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开国大典》体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艺术不是生活毫不走样的“复制”，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艺术的表现，是由主题的需要而决定的。
《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2.《开国大典》是中国画家董希文于1953年完成的著名油画，描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为董希文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文革期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原作不幸遭到两次修改，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2011年6月，为庆祝建党90周年，油画真迹首度向公众开放。该作品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4年12月，《开国大典》草图首面世，并将在2015年1月8日的“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中展出。
油画《开国大典》所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天安门国庆典礼的盛况。场面恢宏，喜庆热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采奕栾，气度不凡。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广场开阔，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
画家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作者使蓝天与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造成强烈的对比，并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
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 。有评者认为是“富有装饰意味的纪念碑性的大型历史画。
扩展资料
《开国大典》是中国画家董希文创作的油画作品，原作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库，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是《开国大典》画作的复制品。该作品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
《开国大典》油画原作于1953年创作。《开国大典》草图于2014年12月首次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面世。
《开国大典》油画（纵：405cm；横：230cm），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庆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场面气势恢宏，喜庆气氛热烈。
时任中国领导人，11位入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董希文创作的《开国大典》油画，是受动于中国国家行为下，代表一个民族的政治无意识，该幅作品作为红色经典，是对一个政党、国家与民族，行走至一个重大历史时刻的集体记忆，是红色政治无意识的视觉想象，而全然不是画家董希文的个人视觉私语。
作为画家的个体，董希文也不敢承担这幅作品是原创于他个人的创作动机。
《开国大典》充满了新中国诞生时中国人意气风发的豪情，以及在油画民族化探索中的自觉践行。该油画作品，是中国老一辈文人、画家关于政治无意识的集体记忆，由于该幅作品的创作，是那个时代中国美术界的国家行为，所以其本身必然就是一幅红色经典。《开国大典》是国家画语。
艺术家不是政治家，艺术家也不应该成为政治家，艺术家应该守护自己纯然的职业身份，但是艺术家受动于政治无意识的执著，及其生发出来的不可遏制的激情与偏执，往往会使他们的立场呈现为一种极为前卫的姿态。
艺术家们，可能会依凭艺术家的稚气，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无意识的摇旗呐喊者及代言人，并且裹挟着一种非理性的艺术激情而所向披靡。
第二版《开国大典》油画，在1959年中国建国10周年之际，被雕刻成纪念邮票。 《开国大典》作为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世纪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它问世后，《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
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随即和广大群众见面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
董希文精心设计的这件新颖的油画被艺术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使他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声誉。自从《开国大典》问世，这幅洋溢神州风采的油画，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
参考资料：开国大典-百度百科
推荐于 201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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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开国大典》的艺术鉴赏？
《开国大典》所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天安门国庆典礼的盛况。场面恢宏，喜庆热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采奕栾，气度不凡。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广场开阔，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画家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作者使蓝天与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造成强烈的对比，并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 。董希文在他的写实油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营养，如明快响亮的色彩、某种装饰意味等都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和审美理想。 《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评价：“ 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开国大典》总体性说就是极端严谨的素描,饱满而富装饰性的色彩,线条流畅的对称性构图 素描和色彩在作为油画中的主要元素在各个时期有各自的强弱地位，并不能一味的说哪一方多么的重要，并且近现代绘画在构图元素反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 油画材料本身的特点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效果，这给了画家很大的发挥空间。个人认为油画的特点只能从跟其他画种的特点对比来说明。油画材料总的效果厚重饱满，可以描绘很逼真的效果也可以制造出丰富的机理效果，同时其也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和迷人的光泽，这些是其他画种所不具备的特点。 油画以其特有的写实表现力和长于以现实主义方法表现社会性题材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风格、新内容的作品，如《开国大典》（董希文）、画面上，国家领导人虽只在左侧占画面三分之一的部分，但在暖调子的红灯笼、红柱子、红地毯的衬托下，非常醒目。毛泽东主席健朗魁伟的身姿处于画面中心，也体现了领导全中国的核心之核心，并与远方千千万万的群众遥相呼应，共同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而自豪。画家在构图、设色、人物等场面的处理上，体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气魄和风度。 《开国大典》体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艺术不是生活毫不走样的“复制”，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艺术的表现，是由主题的需要而决定的。 画家在此画中努力使西方的油画技法与我们民族的审美观相适应，特别在色彩处理上，强调色彩的单纯，对比强烈。红地毯、红灯笼、红柱子及远处红旗的海洋与蓝天、绿树形成对比基调，使画面热烈而明快的；金黄色的菊花与蓝天、白云的对比。既点明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与黄色的灯穗相呼应，增强了华贵灿烂、富丽堂皇的欢庆气氛。总之，画中强调了物体的固有色，减弱了随光线、环境而异的西方画法用色法。柔进了中国画法的工笔重彩绘画技巧和敦煌壁画用色的特点。画家在描绘红地毯时，还独具匠心地在颜料中加入砂粒而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底，使这幅画成为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论何种艺术，都有自己特有的语言。摄影艺术是靠光线、影调、线条和色调等构成自己的造型语言。摄影家正是借助这些语言来构筑摄影艺术的美。 影调、线条、色彩和光线这些摄影艺术语言，其特殊的审美作用，首先表现于它们独自或共同赋予人们形式感、形式美感。摄影作品赋予我们的形式感，是十分丰富的，有空间感、立体感、质感、运动感、节奏感等等。影视——“有声有画的活动影像”即影视艺术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影视“的特点在于其具象性，读与看的基本矛盾先在性地构成了影视文学审美创造的一切悖论性因素。《电影艺术辞典》中关于电影是这样表述的：“根据‘视觉暂留’原理，运用照相（以及录音）手段，把外界事物的影像（以及声音）摄录在胶片上，通过放映（以及还音），在银幕上造成活动影像（以及声音），以表现一定内容的技术。电影是科学技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电影艺术辞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23赞·723浏览2017-11-29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评价《开国大典》这幅油画作品
1《开国大典》这幅油画作品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 。 2 德彪西的《月光》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比之“否定叙述逻辑”的《春江花月夜》似乎应该说都是“肯定叙述逻辑”。但是，同样是“肯定叙述逻辑”，德彪西的《月光》似乎还处于“六朝抒情小赋”的境界，而贝多芬的《月光》则已经是以“兴”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唐诗”、“宋词”。窃以为，贝多芬的《月光》比德彪西的《月光》似乎又要“超越”一些。 如果说：德彪西的《月光》，乃是因“外视自然景致”而引起了印象的变幻；那么，贝多芬的《月光》，则是因“内审心灵世界”而升华了英雄的情操。此，正是中国诗论所谓的“兴”。 贝多芬的《月光》，乃是英雄的内心独白，乃是伟人的沉思感悟。这里，艺术表现的主要形态，应该是“兴”，而且在“肯定叙述逻辑”之中酝酿着狂热的追求、炽烈的行动。 两种月光，两种感情，这是作曲家当时的心境决定的。贝多芬表现他的哀伤，一开始用了长达四小节的缓慢引子导出悲剧性的主题，发展而成呻吟、呜咽了。表现为右手的旋律部分逐渐破碎几乎消失，只剩下三连音的伴奏音型均匀流动，仿佛就是内心那无言的伤痛。 绘画中有“亮色”之说，音乐中也有“亮音”。三度音程就有明亮的感觉。会使人想到那皎洁晶莹的月光。悠长的旋律线和平稳的节奏，再加上与色调柔和而明净的和声融合在一起，达到的就是一种清幽、静寂的效果。着便是德彪西的“月光” 和贝多芬的“月光”的不同之处。 生活中谁都不愿哀伤，但反映到艺术作品中它常常变成了一种美丽，这是一个奇怪的美学现象，更不用说显示生活中本来就很美好的事物了。 贝多芬和德彪西的“月光”同时被人喜爱就是这个道理。
18赞·4,507浏览2018-04-17
欣赏初中美术课本(江苏版)油画,谈谈你的体会
《开国大典》所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天安门国庆典礼的盛况。场面恢宏，喜庆热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采奕栾，气度不凡。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广场开阔，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画家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作者使蓝天与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造成强烈的对比，并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 。有评者认为是“富有装饰意味的纪念碑性的大型历史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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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国大典油画的评价,300字之内
《开国大典》这幅油画作品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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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油画开国大典的评述
《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沪定桥》等等。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 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 走进中国美术史的艺术殿堂，人们不难发现从商周时代到秦国统一，从大唐开基到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开端都找不到流传至今的有关开国盛典的历史画，而要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该是何等的气魄！ 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 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 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 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很快，董希文投入《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 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 《开国大典》引起较大反响，并掀起了“油画中国风”的艺术思潮 《开国大典》完成之后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非常兴奋，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也是在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一个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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