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至二年十二月(秦制,十月为岁首),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农民起义战争。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但由于组织松散,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兵力分散,又未能联合各地反秦武装共同作战,以致被秦军各个击破,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为尔后项羽、刘邦灭秦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莽天凤四年(17年)至汉更始三年(东汉建武元年,25年)九月,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的推翻王莽政权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绿林农民义军,是新莽末年农民起义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推翻新莽政权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莽天风五年(18年)至东汉建武三年(27年)正月,琅邪(郡治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等领导的反抗王莽政权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赤眉农民义军,是新莽末农民起义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与绿林军相互呼应,对推翻新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至初平三年(192年),巨鹿(郡治瘿陶,今河北宁晋西南)人张角等领导的反抗东汉王朝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宗教掩护下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战争,为后来的历次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巾农民起义战争的成功经验
西晋末年流民起义战争中,晋永嘉五年(311年)至建兴三年(315年),蜀郡人杜弢领导流亡于荆、湘地区的流民的反晋战争。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十月至元兴元年(402年)三月,孙恩领导浙东人民反抗东晋王朝的农民起义战争。
孙恩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中首次使用水军作战,义军数次威胁东晋京师建康,动摇了东晋的统治基础。但由于没有建立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作战指导上几次错失有利战机,在晋军的反扑中,义军几次退回海岛,使已取得的战果不能巩固,起义终被东晋镇压下去。
宋元嘉九年(432年)七月至次年九月,蜀人赵广等举兵起义反宋失败的作战。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至次年八月,卢水胡(匈奴的一支)人盖吴聚众反魏的起义。盖吴在此次起义反魏过程中,缺乏有力的作战指导。东冲西突,未能占据有利阵地以作进退的屏障;义军兵力分散,河东、河西两路主力未能及时联合,使魏军得以各个击破。
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北魏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东北)人破六韩拔陵聚众反抗北魏王朝统治的起义。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至六年,羌人莫折大提领导关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地区各族人民反抗北魏统治的起义。
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北魏怀朔镇将葛荣和镇兵鲜于修礼聚众反抗北魏统治的起义。
从隋大业六年(610年)翟让聚众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举起反隋义旗,到武德元年(618年)李密率部投唐,前后9年,在中原大地活跃着一支矛头直指隋廷的农民武装力量,这就是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中举义较早、发展最快、势力最强大的三大义军之一。
隋大业七年(611年)至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在隋末农民起义中,窦建德及其部属刘黑闼率领河北义军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进行的反隋和反唐斗争。
以窦建德和刘黑闼为首的河北义军、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坚持反隋和反唐斗争长达12年之久,是推翻隋炀帝暴政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作出了光辉的贡献。窦建德虽因缺乏政治远见等原因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
唐宝应元年(762年)十月至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台州(治临海,今属浙江)人袁晁领导的浙东(治越州,今浙江绍兴)农民起义。
唐永泰元年(765年)至次年五月,苏州(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土豪(一说豪士)方清和陈庄领导的农民起义。
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至次年六月,在江南东道的浙东一带,发生了以裘甫为首领的农民起义,揭开了推翻唐王朝农民战争(参见唐末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
唐咸通九年(868年)七月至十年十月,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戍兵发动的反唐农民起义。
唐乾符二年(875年)初,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人王仙芝聚众数千,发动反抗唐朝统治的农民起义。
王仙芝从起义开始到战死,三年有余。他首先高举义旗,提出“平均”口号,对动员农民起而反抗唐朝黑暗统治具有很大推动作用。但他经不住胜利的考验,一再乞降削弱了对敌斗争,分裂了义军内部,他的失败,是动摇妥协的必然结果。
唐乾符二年(875年)六月至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山东冤句(今山东荷泽)人黄巢领导农民反对唐王朝统治,继王仙芝牺牲之后,高举王仙芝打起的“均平”大旗,与唐廷进行不屈不挠的长期战争。
黄巢起兵反唐前后十年,是中国古代规模宏大、战争频多、成效显著的农民起义之一。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巢义军从北向南、由南向北,由东击西,长驱数千里游动作战,攻占两京,赶走皇帝,建立农民政权,给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动摇了李氏家族的腐败统治,体现了劳苦大众要求“均平”的政治愿望和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但是黄巾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唐中和二年(882年)三月,邛州(今四川邛崃)牙官(或言为安仁土豪)阡能因公事误期,逃避唐朝残酷的刑法,聚众发动起义。
北宋淳化四年至至道二年(993—996年),青城(今四川灌县东南)民王小波、李顺聚众抗击官军镇压的起义。
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至三年,宋江聚众梁山泊(又名梁山泺。今山东省梁山、郓城间)起义,反抗官府,抗击官军镇压的作战北宋末期,朝政腐败,对外献币乞和,对内恣意搜刮,农民苦于繁重赋税盘剥,致流离失所。宣和元年,宋江等36人占据梁山泊,招募义军,聚众起义。旋率众攻打河朔(泛指今黄河下游南北一带)、京东东路(治青州,今山东省益都),转战于青、齐(今山东省济南)至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北)间,攻陷十余郡城池,惩治贪官,杀富济贫,声势日盛。十二月初二,宋徽宗赵佶闻知,纳知亳州侯蒙“赦过招降”建策,颁旨招安,未果,遂命知歙州曾孝蕴率军往讨。宋江避其锋,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今山东省临沂),与官军周旋年余。三年二月,攻取淮阳军(治下邳,今江苏省睢宁西北古邳镇东),继由沭阳(今属江苏)乘船进抵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海州镇)。知州张叔夜遣使探察义军所向,及知宋江以十余只钜舟径趋海滨,乃募敢死士干余人设伏近城,遣轻兵踞海诱战。五月,宋江率众登岸后遭伏击,船只亦被焚,退路断绝,战败被俘,起义遂被镇压。
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至四年,睦州青溪(今浙江省淳安西北)民方腊率领两浙贫苦农民,奋起反抗宋朝官府黑暗统治的农民起义。
南宋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年(金天会五年至十一年,1127—1133年),在南宋军民抗金战争中,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领太行山区义军于河南、川陕等地抗击金军的作战。
南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在南宋军民抗金战争中,河东义军于泽、潞(今山西晋城、长治)间抗击金军的作战。
南宋建炎元年至二年(金天会五年至六年,1127—1128年),在南宋军民抗金战争中,邵兴于解州(治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率领义军抗击金军的作战。
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1130—1135年),在南宋农民起义战争中,湖南义军首领钟相、杨么等率众于洞庭湖地区连年抗击南宋官军围剿的战争。
此役是一次大规模农民义军抗击官军的水上攻防战。杨么等率领义军据守洞庭湖,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巧旋疑兵,以车船优势连年屡败官军前后坚持6年之久,粉碎了敌人7次进攻。后期,因岳飞率重兵围剿,遣间诱降诸寨首领,致义军分化瓦解,被各个击破,但起义军的行动,却给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金正隆六年至大定四年,1161—1164年),在南宋军民抗金战争中,宋忠义军将领魏胜率部据海州(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抗击金军进攻的作战。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金正隆六年至大定四年,1161—1164年),在南宋军民抗金战争中,宋忠义军将领魏胜率部据海州(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抗击金军进攻的作战。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元代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荡。元朝政府横征暴敛,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十一年,民间秘密团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利用政府征发农夫15万人修治黄河,农夫不堪元官吏的欺凌和沉重的劳役的情绪,进行反抗元朝的组织活动。由于消息走漏,韩山童被俘遇害,刘福通逃回颍州(今安徽阜阳),五月,刘福通率众起义,以红巾裹头,称红巾军。尔后率部西进河南相继攻克项城(今河南项城南)、罗山(今河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等地,队伍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在刘福通起义的影响下,大江南北许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人民的反元斗争,其中主要的有:徐州的李二(芝麻李)、赵均用,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的郭子兴、孙德崖: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的彭莹玉、徐寿辉等,均属红巾军系统,诸多起义军中以北方刘福通,南方徐寿辉两支为最强。这两支起义军的发展,将元统治区切成两段,使南北隔绝,有力的打击了元朝的统治。除此之外,还有张士诚起义军。
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至七年(1512年),北直隶霸州文安县刘六、刘七等人领导的反对明朝封建统治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
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终于推翻明朝的战争。
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明清军队经过30余年的反复较量,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具有很大优越性,义军时分时合,神出鬼没,使明军疲于奔命。
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至十二月,林清、李文成领导豫东、京畿天理教的武装暴动。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8(清同治七年)爆发于黄河、淮河流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农民起义军的反清战争。
捻军起义战争,历时18年,波及皖、鲁、豫、苏、陕等10个省区,歼灭清军及地方团练十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和北方各地的人民起义,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捻军在长期抗清作战中,形成一套独特的流动战法,常能克敌制胜。但捻军领导者政治目光短浅,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忽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后期又将军力分为两支,作战指导盲动,致被清军各个击破,全军覆没。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洪秀全等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省,战争规模与激烈程度,军事筹划和指挥水平,都达到历代农民战争的高峰。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黄巾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最终陷于失败。
注:这里没有归纳共产党领导的N次农民起义。
关于农民起义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土地兼并说。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和欧洲中世纪的庄园所有制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形形色色的领主式所有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为增加产出,农民必然不计成本地向土地增加劳动投入,这也是中国古代精耕细作传统的由来。这就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甚至变为负数。从而产生土地集中的需要。土地集中必然减少土地上的农民,更多的人租佃不到土地,沦为流民,聚众山林为寇,严重便形成农民起义。
鉴于此,中国历朝历代都禁止土地兼并,最严厉的措施莫过于王莽的王田制度,从根本上禁止土地买卖。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是社会财富和生息财富的主要形式,土地兼并和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专制压迫说。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这个东方专制主义最为典型的国家,不可能形成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不同阶层利益竞争的博弈局面。不同阶层利益矛盾的解决,只可能诉诸于暴力。处于底层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只能通过起义和暴动来维护自身权利。阶层之间矛盾的缓和与否,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实施所谓的“仁政”,自愿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和盘剥。而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会采取严刑苛政,以致于激发农民暴动。
——人口压力说。这是从资源的角度来分析的。每个王朝之初,由于刚刚经过动乱,人口比较少,人口和资源矛盾并不突出,因而社会也比较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不可避免地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在粮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增长到一定限度,会通过战争、疾病等自动减少)。在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对人口和资源的调节只能通过减少人口来进行。在欧洲是瘟疫,在中国就是农民起义,通过战争和暴动来减少人口。当人口矛盾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接近极限的时候,农民起义就发生了。
——自然灾害说。这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的。中国处于亚洲大陆的东岸,水旱灾害多发。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大多数与自然灾害相伴发生。德国一个科研小组对雷州半岛湖光岩湖取得的钻孔岩心进行了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后认为,造成盛唐衰败的重要原因是长期干旱和夏日极其少雨,因为连年干旱造成谷物歉收,激起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每逢大灾,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的现象,而当时的封建王朝,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没有能力去安抚大量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农民只有铤而走险,起义举事。
——农民地下组织说。这是从农民自身的组织行为来分析的。由于幅员辽阔,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权,一般只控制到县一级。乡以下基本实行的是乡绅自治,农村自治机构比较发达。而农民采取秘密方式结社的传统,则更是由来以久。很多农民起义,如黄巾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等,都由秘密团体的组织有关。太平天国起事前,民间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已相当兴旺,洪秀全更是以传教起事。
探寻农民起义的根源,对于我们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随着物资的丰富,特别是温饱问题的完全解决,农民起义已经失去了产生的土壤;而且,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农民起义已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众多农民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因拆迁、税负而时有发生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以及地下教会、迷信组织在农村的猖獗,仍在提醒我们,起义的基因仍在当代农民中延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论农奴经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民工劳动力,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可悲的现实:中国的经济正走向“农奴经济”模式。所谓的农奴经济模式,是指以对农村进城劳动力的剥削为源动力的发展模式。而这一模式最终很可能激发工农之间积怨已久的仇恨,并最终酿成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华民族的分裂。
在当前社会,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事实:
1。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
2。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处于法律监管之外的最低点。
3。农民的权益受到了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肆意侵范。
说到“奴”的性质问题,是政治性议题。因为最高法律规定:农民阶级是社会的基础。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农民整个阶层是社会的最底层,是该被踩在脚下的。这或许有历史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现实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是领导阶级,相反我们恰恰是被领导的阶级。有人天生就是该作领导的,而另一些人则生而为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荒谬的条文从法律层面剥夺了农民成为平等公民的可能性。所以社会上歧农、坑农、害农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1.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是社会的最底层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当前社会正在逐步分化,其中以职业的分化最具代表性。工人已经逐步退出了某些被认为不适宜领导阶层从事的行业。例如:低利润行业、高危行业、侍从性行业等。在高危行业,据说人的价值是不同的,因为国家规定的赔偿标准是工农两条线,黑白分明的,因为有人信奉:农民 = 一根草绳。农民正从职业层面走向被奴役,他们从事看家护院(保安、门卫等)、佣仆杂役(保姆、家政等)等等具有明显人身隶属性的社会分工,随着这种分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人身隶属性将越来越强化,农民沦为家奴或丫唤看人脸色吃饭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也许会有非农人氏反驳:你可以自由选择,没人强迫你。这很有道理,就好像曾有人感慨:汝何不食肉糜一样,令人无言以对。我热切的希望,杀富济贫的人民运动马上到来!!!
2.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处于法律监管之外的最低点
前一阵子,抖搂出了一档子糗事:血汗工厂事件。人们似乎颇为震惊,甚至有人至今仍不肯相信。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只是可能有的人是那十恶不赦的吸血鬼,而更多人是受害者而已。因为整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血汗工厂:农民阶级的血汗工厂,我相信任何一个心还没完全失明的人都会赞同。血汗工厂的事注定会不了了之,天下不扫,一屋何以独净?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但这从来都不是对农民而言的。以北京为例,同一工厂的同样的工作,而薪酬却有天壤之别,只因为有些人是工人阶级的城市人。这就是血汗工厂存在的根本原因,因为政府从中得到了得益,农民工被非法剥削的工资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入了财政,或者成为了政府福利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分赃行为!
曾经有个北京人对我叫嚣,说外地人抢了他们的饭碗,我生动形象的对他说:如果没有外地人,你们想吃屎都没有热的!!!这可不是我在胡说八道,想一想,为什么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北京人,却能每月领取为数可观的低保呢?真的是政府给的吗,答案是:那本该是我们农民兄弟的合法收入!正因为我们合法的收入被非法的苛扣了,才会有他们不劳而获的低保,尸位素餐的福利!
想一想那些可恶的城市人,他们凭什么对我们指手划脚?他们能干什么?我们从事最危险、最脏累、最廉价、最卑微的工作,而他们却过着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的生活,如果没有我们,他们这些进化中的白痴,能这么嚣张吗?
我不知道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都代表了谁,但至少我们农民从来没有承认过!看看他们提出的提案吧:让农民去边远地区开荒。亏他也想的出来这么阴陨的主意!就好像我们是他们家的一头黄牛,可以随便使唤一样。这种人都能进两会,真是天大的笑话!这要是在外国民主社会,单凭这一句话,他也得引咎自宫!!!他为什么不敢说让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下岗工人去开荒呢?这种人只识得老实人好欺负,实是无耻之极。我强烈建议,对这种代表进行网上投票,予以除名,永不录用!!!
3.农民的权益受到了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肆意侵范
每年都有很多欠薪的事情发生,但却屡禁不止,为什么呢?经常有农民工被打、遭搜身的事情发生,却得不到最高层的过问,为什么呢?。。。。。。
也许有太多的为什么,但答案却只有一个:因为我们是农民。我不得不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低效的政府,特别是农民问题上,简直是一个无作为的政府。也许有人会说,政府已经给了农民很大的实慧,特别是这一界政府,但我要说的是:小孩会长大的,他们不会因为贪恋一块糖而永远的听从你。一个没有长远计划、毫无制度保障的小恩小惠只会让人更寒心。我们养了那么多的各级官员,但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只是空白的承诺吗?工人的工资说涨就涨,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却一拖再拖,真不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一项项标榜要提高农民地位的法律轰轰烈烈的出台,又悄无声息的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我们的状况毫无改变,这不是一种愚弄吗?前些日子,农村小学生免了学杂费,有一位同族的爷爷说:看着吧,城里的娃娃也快免费了。我起初不信,因为中央明明说这是对农民的照顾吗,再说城市里根本不困难,不缺这点钱。结果没多久,果然城市也全免了,我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远见,也笑自己的蠢,怎么就没看明白呢?这只是为城市免费作的铺垫而已,到头来一算,还是城市人均免的多,先封了你的口吗,唉!又被愚农政策涮了!!!
每当粮食降价的时候,都有所谓的经济学家出来说:粮食价格要服从市场规律,但一旦粮食价格有所上升,就又有人高喊要平稳市场波动,然后就是放粮开库,拼命打压,生怕农民富一点点,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中国有几个政府,为什么总喜欢愚弄我们农民,说一套做一套是你们一贯的作风吗?对农用物资价格的飞涨,你们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永远记得那一年,我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大学,但家里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钱,单凭借又很难凑够,只好计划卖掉粮食凑一下。恰好当时粮食涨价,玉米当时是0.84元/KG,而且一直在涨,况且离入学又还早,所以我们想再等一等,毕竟那是全家人的口粮,能少卖点是一点。然而,我们农民是天生没有这个命,国家连夜出了一个“最低保护价”,美其名曰: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害!规定玉米最低0.50元/KG,结果第二天县粮站的人就堵到了各个村口,不准个人买卖粮食,想卖一律要卖给县粮站,价钱一律是最高价为:0.50元/KG。眨眼间我的大学梦成为泡影,家里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心痛的造反的心都有!!!
“保护价”政策再一次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愚农和坑农政策!当地的养殖场不敢来村里收粮食,因为有可恨的“小日本”在村口放哨,见了收粮的车就扣车罚钱,甚至打人,与土匪无二。放着八毛多的市场价不让我们卖,却非要以五毛钱的低价卖给粮站。更可气的是粮站的人却将强行将低价收来的粮食高价卖给各个养殖场,从中渔利。这件事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许多人。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怪政府,政府的动机是好的。我可以认同你的看法,但我要说的是:难道政府领导傻吗?他们不傻,我宁愿相信这不过是他们导演的一出双簧而已!如果你没有能力控制这一切,那就请你闭上你的臭嘴!!!不要瞎指挥,害了农民还装什么无辜!!!
纵观当代历史,农民的确是够悲惨,因为她被自已曾经信赖的人无数次的出卖!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无数的农民子弟抛头颅、洒热血,到头来得到了什么呢,还不是最终沦为了新中国的二等公民!革命果实还不是被工人阶级篡夺了。
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农村在改革开放中作为试验品,承担了无数的失败的风险、痛苦、损失,而当改革开放真正瓜熟蒂落的时候,农民却被排挤在了成果之外,他们又一次被彻底的抛弃了。去看一看农村,水渠还是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你们这么多年都为农民作了什么,还有什么资格向农民征税纳捐???
当历史困难时期,农民为了支援城市建设,节衣缩食,无偿的往城市送粮食、运物资,不知有多少人就因为没有一口米而活活饿死,但他们死的光荣,为了国家的强盛,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让人寒心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已只是可怜的东郭先生,可怜的农夫,白白的为了一条毒蛇而牺牲。因为当城市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它罪恶的原始积累之后,再一次的抛弃了农民,他们将这一切据为已有!就像故事里那个贪心的人一样,借鸡下蛋,不但毫无感恩之心,反而连鸡也霸占了。
所有制改革中,全民所有制中属于农民的那一份,被理直气壮的剥夺了。农民一夜间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似乎连这个国家也不再属于她了。在全民所有制时的全民共有资产,被以法律的名义划归给了城市,而丝毫不提农村对城市曾经康慨无私的支援与帮助,这无异于一种彻头彻尾的强盗行为,法律同样也掩盖不了你们卑劣的用心和行径。
有些人一直宣称,农民生活水平如何的好,如何的改善,如何的达到了温饱。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谎话,看看城市人吃的什么,再看看农村人吃的什么,能相提并论吗,但他们就是要混淆视听,仿佛天下太平一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就像一会产蛋的鸡一样,工人吃鸡蛋,农民吃鸡蛋皮便都叫作温饱。也许有人还天真的认为,农民总有一天也会吃上鸡蛋的!我不得不警告这些人:当你能吃上鸡蛋的时候,最大的可能是:有人想换换品味----想吃你的鸡肉了。
现在,城市人自认为生命更高贵,又开始把污染环境的落后工业向农村转移,进一步的损害农民的利益,它们似乎乐此不疲,以伤害农民为乐。它们对农民工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肆无忌惮的进行侵害,剥削农民工似乎已经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情。
千言万语难诉尽农民的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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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郑重的说:农民从来都不愚顿,他们的心是雪亮的,他们或许只是对你们太过宽容,也或许他们只是暂时的缺少勇气!如果真的想与农民为敌,最好先看好你自已的老少妇孺,因为别忘了毛主席的话:农村包围城市。我们将时时刻刻出现在你们的噩梦里,我们随时都可能发动进攻,让你们四面楚歌、家破人亡、追悔莫急。。。。。。!!!把我们曾经失去的都连本带利的夺回来,然后将你们的子子孙孙投入永世不得翻身的炼狱之中!!!以消我农民心头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