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直面中年危机，苏·帕金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前往拉丁美洲国家体验生活，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危险的方式
在当代政治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政治学界比较多地强调政治权力主体的能动性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作用。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强调了制度系统本身的合法律性，规范民主理论则强调了“效率”和“政绩”等表明政治系统有效性的特征，葛兰西、利普赛特、伊斯顿等学者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政治合法性不是由政治权力主体以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系统单方面决定的，政治系统无论是追求物质形态的绩效、传播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还是设计、制定形态的规则，都与社会大众之间构成了某种价值效用的关系。社会大众也会响应地从自身的感受和一定的价值理念出发给予评价和反馈。当政治权力主体与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时，即达到价值认同的地步，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才有可能构建起来。
“价值认同”是促进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相互作用，生成政治合法性的关键因素。 1、 制度的合法律性与价值认同
马克思·韦伯认为对合法律性的信仰是流传最广的合法性形式，政治系统要接受那些形式上正确的、按照与法律的一致性所构建的规则。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篇中明确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
当政治秩序体现出一种被认可的价值时，即在实践中在机制和运行上尽可能地体现和有助于实现大多数民众追求的理想价值，人们才会产生这样一种信念：现存的制度最适合于这个社会。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援引了一项民意测验调查：人们对自己国家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对国土自豪的人在美国仅有5%，相比之下，英国有10%，德国有17%，墨西哥有22%，意大利有25%，而另一方面，对本国政治体制最引以为豪的美国人有85%，英国有46%，墨西哥有30%，德国有7%，意大利有3%。“宗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第一项内容。”美国2000年统计，60%左右的人信仰基督新教，而且信仰热情最强烈。
2、 政府的有效性与价值认同
利普赛特将运用政治权力取得的成就称为政府施政的有效性。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是正相关关系，“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斯蒂尔曼指出：“只有当政府的产出与社会的价值范式相符合的时候，一个政府才是合法的。”
只有体现公正、协调、可持续等价值取向的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久的政治合法性。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生态危机都极易形成“成就缩小效应”，最终会动摇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2006年国际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全球清廉指数”（完全清廉为10分，非常腐败为0分）。中国为3.3分，在163个国家中平列70位。新加坡为第5位，中国香港为第15位，日本为第17位。
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中国贫富差距在22个国家中最大，收入最高的20%人的财产是最低的20%的11倍。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2005年头10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美国位列第一位（5881百万吨），中国第二（3510百万吨），俄罗斯为第三（1431百万吨）
3、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与价值认同
利普赛特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水平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状况有很大关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指人们在国家认同上表现出的思想观念的一致性。伊斯顿认为：“如果一个意识形态要像成为支持的刺激物，它的内容也必须首先要系统成员有感染力。”意识形态所反映和弘扬的内容必须能够满足大多数人价值偏好的现实的利益需要和对未来的设想。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曾经为苏联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但是由于苏联的社会现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理想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导致了苏联意识形态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苏联政权当时不得不为了满足理论的需要而裁剪现实，这进一步导致意识形态的教条化、神圣化，曾任《真理报》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需要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了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指出，“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政治系统追求政治效能的有效性、制度规则的合法性以及谋求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只是构成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而政治权力主体与民众之间达成的价值认同才是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基础。
罗尔斯认为，尽管人们不能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政治领域里人们各行其是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以某种政治共识作为人们合作的基础，努力寻求并界定政治共识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使命。
在当代社会能够被政治权力主体与广大民众认同，且作为在一定时期评判政治合法性的社会价值规范应该具有怎样的特征？笔者认为应当是具时代性、普适性、共识性特征的基本社会价值规范，例如，民主法治、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科学发展、诚信友爱、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等。
寻求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实质基础），并不等于已经获取了政治合法性。只有当政治权力主体与社会大众取得价值认同，并且通过政治权力主体努力推动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将普适性的社会价值规范真正落到实处，并最终在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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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讲述了19世纪早期的英国通常是通过简·奥斯汀和Brontë姐妹的视角来看待的。苏·帕金斯探索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著名的安妮·利斯特生活和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