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润大师收徒，素为「有教无类」，从业弟子不知凡几，也因而提升了台湾本岛的命理研究风气。离开中华星相学会命理讲座后，大师先后在台中、彰化、桃园等地授课，并曾受聘为台湾「道教学院」命理教授、「命运大学」教授。
大师近年在台北市也会随缘到有缘弟子的宅舍讲述「子平命理、易经、卜卦、佛学、法家思想」……。并曾在台北市中心设有禅房，笔耕之余，潜心禅修，神清气足，望之不似八旬老者，写作、传承工作亦不曾稍歇，念兹在兹的是「薪火传承」。
上海何重建先生（号澹然居士）与梁湘润大师神交已久，时有书信往来，2010年二月底何先生乘来台旅游之便，于3月6日下午在梁大师家里行拜师礼。成为梁大师在大陆的第一位入室弟子，并将何先生批命例式刊入当时正在编辑的新书《子平教材讲义第二级次》中，可表达命理文化之之史迹.
2010年4月25号梁大师受何先生邀请去上海昆山慧聚寺参访，2010年12月22日，再受何先生邀请抵上海参访。次日一早，即到虹桥火车站搭快车去杭州，展开杭州之行。
24日起与杭州灵隐寺、新昌大佛寺的主持传实方丈进行宗教文化交流，同时游览了杭州西湖边上的著名古刹净慈寺、雷峰塔、西溪湿地国家森林公园等名胜，并为卢盼娜小姐行拜师礼。28日晚在上海市南京西路国际饭店为何重建先生的学生们上课，晚上在功德林餐叙。
2011年11月28日晚上，梁大师受邀去北京，在上海停留期间，与何先生和他的学生、好友，在充满老上海风情的“上海老站”饭店餐叙。次日启程去北京。
2012年5月7日梁大师再受何先生邀请去上海、普陀山、奉化溪口蒋介石故居、绍兴杨乃武、小白菜纪念馆、王羲之纪念馆、顾炎武故居…等名胜游览。
何重建先生字泉逸，号金水居士，又号澹然居士，广东新会人，1947年生于上海。就读并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和复旦大学。
1989年经中国著名高僧悟道法师的高徙------上海知名命理师周剑明先生指点启蒙。1992年后，师从中国一代命理、风水学宗师梁湘润大师。并于2010年3月赴台北，补行拜师大礼，成为梁湘润大师在大陆的第一位入室弟子。
2002年底，何先生在55岁时，放弃从事了二十年的新闻工作和相关职务和待遇，设立“澹然居”工作室，专职从事命理学和风水学的研究工作。何先生十分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二十多年来已经批阅积累命理案例四千例以上，客户有口皆碑。
2010年4月，梁湘润大师在他的最新著作《子平教材讲义（第二级次）》一书中，以“何重建先生批命例式”为标题，刊登了何先生所批的一份命书。
书中，梁湘润大师以《两岸禄命，台北、上海交流------1949年韦千里，2010年何重建》为题，讲述了当年与上海命理公会会长韦千里的交往，及一个甲子之后的2010年，在台北与何先生“当面交换意见”的经历。
文章中说：“在《子平教材讲义------第二级次》“两岸禄命交流文选”一章中，列出何重建君所批八字之模式。自1949年以来六十年后，何重建君所批八字的模式，可以表达出命理文化之史迹。”
为传承、传播中国传统命理、风水文化，使该领域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自2007年10月起，何先生开始带十多位学生，免费进行授课。所采用教材，主要是梁湘润大师的著作。
2008年5月，何先生及他的学生开始与“中国创造教育专业委员会”合作一个项目----《子女走向成功的关键----科学的现代家庭教育宣传活动》，把命理学中有关性格的判断原理，制作成运用软件，对学生性格的优点、弱点的分析，让家长了解孩子的性格，并提出相应的教育、改进的建议。自2009年起，开展对各种癌症病人的命理学研究。多项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之中，成就非凡。
2010年4月何重建先生更受邀为上海市外滩金牛定向，成就斐然。 唐荣春先生（号了然客）辽宁本溪人士，现就职本溪钢铁公司，业余时间从事术数研究，现担任辽宁省姓名学分会副会长。与其妻唐玉晶女士一同研究术数二十余年，唐玉晶女士并于本溪市经营「知易堂」命相馆，从事术数职业已十余年。
1995年拜盲人赵宝国先生为师学习盲残算命法，后经赵师父推荐，拜兴城盲人石先生、盲人葛先生为师。
1998年拜读了梁湘润师父的《细批流年终身》等著作，结下了师徒之缘。
2009年担任辽宁省周易研究会姓名学分会秘书长。
2011年担任辽宁省周易研究会姓名学分会副会长。
2011年9月30日抵台湾，于梁大师禅房行拜师礼，成为梁大师在内地第二位入室弟子。
2012年8月14日邀梁大师至辽宁本溪旅游，梁大师对其夫妻两人面授机宜，受益匪浅。 郭伟先生研究命理、风水近二十年，2012年曾专程来台向梁大师当面请益，2013年4月邀梁大师赴北京一游，同时行拜师礼。成为梁大师在内地最后一位入室弟子。
以下为郭伟先生自叙
郭伟，1971年生于北京。1996年开始研究命理、风水学。启蒙老师是对五行生克造诣颇深的杨永茂先生。
未遇梁师之前，常常信件往来，执经叩问于千里之外。梁师著作时常一书难求。梁师的绝版书籍，师母全部无私的提供给我们研读。梁师与师母游览江浙一带，师母约我与他们会合。我受宠若惊，随即前往。抵达之时已近傍晚。梁师不辞劳苦，为我解惑，直至深夜。次日早餐之时亦是如此。梁师诲人不倦，让我感动至深。
求学于台湾之时，梁师孜孜不倦，博我以文，时常废寝忘食，尤甚感激。并亲授证书，且戏称：“我的证书是台湾内政部长授予我的，今日给你发证，你已经是台湾认可的从业者了。”未曾想百世之师亦如此风趣幽默。
我邀请梁师和师母来京之时，生活起居方面，唯恐招待不周。他总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北京之行，我们游览了许多地方。在恭王府，梁师为我悉心讲解穿宫宅法，让我对风水的理解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天坛，梁师为我讲述了天文历法之精髓；游览颐和园及北海公园等地，梁师为我讲授园林风水的相关知识。每日上午出行实为实践，下午授课乃夯实理论。理论与实际相得益彰。梁师用心良苦，使我受益匪浅。
我选择了吉日吉时，在香港佛教协会会长蔡琨先生及友人见证下，正式拜梁师为师，成为梁师内地的最后一位入室弟子。五术之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非一世之功可成！我定当全力以赴，将梁师所授予我的薪火相传！
得知梁师辞世，我们随即赶往台湾送师父最后一程。梁师之子梁翰，深通宗教哲学，见解独到,使我很受启发。我们一同送别师父，在灵前伫立许久......师母让我挑选了许多师父生前的物品作为留念。我把师父的遗像也捧回了北京，安放在我的书房里。这张照片承载着太多人的追思和缅怀之情，也时刻激励着我不断前行！在整理梁师遗物时，梁翰说：“我爸爸是位学者，有什么比他的笔更值得留念的吗？”他将师傅生前用的笔赠与我做为留念。前段时间，师母将梁师未完成之遗稿《实物论命》交于我整理续编。到现在我才突然想到：从台湾带回了师父的笔，回北京将师父的遗稿完成。这一切也许只能用缘分来诠释了。回想老师一生著作等身，取其笔，时刻警醒自己，将梁师之学传承有序，发扬光大。
梁师为弘扬五术光华，人生半载耕耘不息。其学术成果，后人难以超越。为五术传承，我唯尽自己绵薄之力，力学不倦。与此同时，时刻谨记梁师遗训“不敢为天下先”。
饮水思源，师恩难忘！
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了嗣母陈氏。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安葬嗣母是10岁的周恩来当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连续失去两位母亲，这个打击对于幼小的周恩来来说是巨大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周恩来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4岁)，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将陈氏安葬在周家的祖茔地。祖茔地位于淮城东郊的闸口村夏庄组，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
淮安：1907年安葬嗣母陈氏，解放前多次怀念祖坟；1952、1958、1965年三平淮安祖坟
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学时，他于1918年1月2日写过这样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篇，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2月12日，当周恩来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贻淦)和娘(嗣母陈氏)的坟还露出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
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这也是有资料考证的周恩来对祖茔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政府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
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周恩来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其意见转告淮安县委。
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1)……(2)……(3)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这是有文字考证的周恩来第一次向淮安县委表示要平坟还耕。”
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商讨平坟事宜。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转淮安县委，有关祖坟的内容是：“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
第三个阶段是1965年，周恩来安排适合的亲属专程回淮安，并敦促淮安县委和家乡的亲属平坟。
1965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因为担心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于是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并督办此事。周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见弟弟没有异议，周恩来便说：“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1965年春节前，周尔萃回乡探亲，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尔辉和嫂嫂孙桂云，然后又向淮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以及30多位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周恩来祖茔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
周恩来后来得知后非常满意，从工资中拿出70元钱给生产队寄去，汇款人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周恩来”3个字，在附言一栏内还有几行清晰的小字：“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此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
重庆：1942年痛哭亡父，为其树冢立碑；1958年火化平坟，不留痕迹
1912年，父亲周贻能带周恩来到东北投奔四伯父周贻赓。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周贻能去上海看望儿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遭悬赏通缉，父亲一直留在上海陪伴他，并帮他做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直至5月下旬，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贻能才返回东北谋生。1940年秋，周贻能随周恩来到重庆，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也未曾续弦。
1942年7月10日，周贻能去世时，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正在中央医院治疗。董必武和红岩嘴的同志经研究后，决定暂不将噩耗告诉他，等其出院后再说。周贻能的灵柩暂放在红岩沟内，待周恩来回来后再出殡。据童小鹏回忆：“当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已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问邓大姐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2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7月18日，周贻能被安葬在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墓地。周恩来头带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伏园寺墓地里又一座新冢立起，墓碑中间竖刻着：父亲周懋臣大人之墓。落款是：男周恩来媳 邓颖超民国卅一年七月十八日敬立。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并深深地叩首、叩首、再叩首。
1952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1国后途经重庆，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向他汇报了拟把小龙坎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的想法。周恩来当即明确表态：“两位老人(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安葬在这里)的墓地是我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应该从墓地移出火化，平坟还耕。”1958年11月，周恩来委派童小鹏等前去重庆，并交代说：“老人的坟是我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童小鹏来到小龙坎伏园寺公墓后，让工人把离该墓地约30米远的一块水田里的水放干，挖出一口5米深的墓坑，然后一一挖开坟墓，从墓穴中挖出13具棺材，再用卡车送到火葬场开棺火化，将骨灰装入13个罐子中，并写上死者的姓名，最后运回墓地放入坑中，盖上石板，填土夯实，放水还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绍兴：1939年认祖归宗，祭扫祖坟；1960年代平掉周家祖坟
1939年3月末，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自皖南到达浙江。在绍兴期间，周恩来拜访了姑父王子余，瞻仰了姑妈周桂珍的半身遗像，并向她三鞠躬。周恩来为定扫墓之事，还派秘书邱南章赴百岁堂周希农太公处，送去现金100元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希农太公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祐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第2天，周恩来从县商会回宝祐桥百岁堂老家，与周氏曾祖希农等10余人同往扫墓祭祖，包括涂山鸭嘴桥、石旗唐家岱、外王狮子山等周家的祖坟。周恩来曾祖周樵水就葬在外王狮子山公墓。每到一处墓地，周恩来都亲自上香，行三鞠躬礼，给管坟人一些钱作酬谢。希农太公捧出《老八房祭簿》给周恩来看，当他看到樵水公之子云门，云门公之子懋臣(贻能)时，欣然举笔在懋臣公之下写上：“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周恩来的孝行在绍兴一时被传为佳话。
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召来在京亲属，专门向他们讲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同时，他也指出“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后来，绍兴的周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周家在绍兴的几处祖坟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周恩来童年丧母，10岁时在淮安亲手安葬嗣母陈氏；1942年7月中旬在重庆，周恩来痛哭亡父，为其树冢立碑；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回祖籍地绍兴祭祖扫坟。解放后，他又坚决平掉淮安、重庆、绍兴的3处祖坟。从周恩来敬祖与平坟的矛盾冲突中，人们看到的是总理对亲人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心怀国家、情系人民的彻底唯物主义孝道观。这种孝道不是隅于一己的封建孝道，而是对传统观念之“最彻底的决裂”，是对传统孝道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之“大孝”。这种孝道饱含了周恩来的亲情情结、报本观念和寻根心理，更饱含了他无私奉献、甘当人民公仆和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平掉的是3处祖坟，却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