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鲁迅。 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是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
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
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
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
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孤独地来孤独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1923年夏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
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
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意。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可是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
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临终前
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众所周知，鲁迅不爱朱安；但朱安爱鲁迅吗？又有谁知道？！有人会说这在那个时代的包办婚姻，无所谓爱不爱，或许她连什么是爱也不懂，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如果不爱的话，朱安不会因为鲁迅的进步而小脚装大脚，可见她之前也是对鲁迅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如果不爱，她不会明知鲁迅不爱她，甚至比对一个陌生人还厌恶但依然在他兄弟交恶后坚持与尚能说话的婆婆分开而与鲁迅迁出、在婆婆逝世后拒收周作人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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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朱安》
鲁迅坐在桌前，手里的香烟燃着。一瓶烈酒已经喝完，第二瓶已经打开。稀稀
拉拉然而又连续不断的爆竹声忽远忽近。
昏暗的灯光照射着桌上的几种饼饵。桌上放着几本残旧然而珍贵的古籍。另一
边，古碑拓片旁散放着几枚古钱。
屋里很冷，鲁迅移动了一下身体，拿起酒杯从容地一饮而尽，随后又斟了一杯
。这时，隐隐约约的牙疼又向他袭来。
除夕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日子，但鲁迅却独自守岁。
夫人朱安就在同一个院里的另一间屋。
几个月前，鲁迅和二弟因家务争吵后身体一直不太好。
鲁迅凝视着桌上的一堆书，一丝难以察觉的冷嘲从嘴角掠过，往事如一场恶梦。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
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
说：母病速归。
回家后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这一天是7月26日（光绪32年农历丙午
六月初六）。
族人中帮忙者在这一天如临大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破落户周家大公子是个
桀骜不驯的家伙，也不走科举正道，却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对这样的人，你
不得不提防，小心他破坏祖宗礼仪。他们做好一切防范准备，然而一切都很平静，
这使族人们很有些失望。
从姑娘一下轿，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甚么，他就干甚么，就连鲁迅的
母亲也都觉得很异常。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轿子来了，从
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车
高，这只脚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却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的很小的
脚露出了真相。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
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然而，现在却败露了。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
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
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
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
迅三岁。
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
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
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
痛苦绝不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婚姻中，她从一开
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 孤守青灯黄卷 ◎
外边的爆竹又骤然响起。鲁迅又饮了杯酒之后，从怀里摸出一枝香烟，点燃后
慢慢吸了几口。他拿出日记本打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计算一下最近的收入和开销
，他把买书的钱一笔一笔工工整整地记在日记上。
看着这些帐目的碎片，鲁迅想到了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
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7月，回到绍
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
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
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国后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
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30岁。
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於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
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
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
，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
鲁迅的，也有朱安的。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
爆发了。翌年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4月，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
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而这14年中的前7年多，鲁迅独居，渡过了31岁到3
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段
生命。
鲁迅到北京后，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开始在银行存一点钱。他此时完全有
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却连想也没去想这事。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於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
准备“去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发表后的数年中，这种
孤寂以及“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
后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面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去了。许
广平恐怕鲁迅会作出某种举动。
到1919年，朱安已是40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13个年头了。对
她来说，这13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
1919年11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
，共花了3500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
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
八道湾11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
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
一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
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仍到院
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
还是分居。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
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
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
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这次搬家
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
，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
，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
，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
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
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
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
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
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
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
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 45岁开始的新生命 ◎
鲁迅又喝了一杯酒。今夜，他的酒量似乎特别好。他想着年关就立下的买房契
约，准备年后赶快搬过去。夜正长，路也正黑，别的事他不敢想。
但是，新的命运正等待着鲁迅。
1924年5月25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十个月后，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
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这所新居纯粹是鲁迅自己的，兄弟们也不能干涉。搬入新
居后，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
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21号又住了约10个月，到1925年3月，鲁迅收到许广平
的第一封信，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鲁迅时年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 。
翌年，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於1927年
10月上旬在上海同居。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
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
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
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
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
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21
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
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
。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
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
，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
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后，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
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
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
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后，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
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
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
1947年6月29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
个人。
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
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
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死后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她象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
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
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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