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性别歧视吗
还是有一点点的。尤其是一些工作男性甚至比女性工资高出一倍。
在美国劳工统计局调查的几百种工作中，女性只有在两个行业中比男性挣得多。平均来说，全职工作的女性只能获得相当于男性同事平均工资81%的薪水。
为了找出哪些工作有最大的性别工资差距，我们对比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同等职位的男女周平均工资，然后工资差距的百分比大小对工作进行了排名。
宽泛的来说，销售是对女性来说最不利的职业。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销售和与销售相关的职位中，女性的平均工资只是同等职位男同事的62.2%。法律、管理、生产和业务和金融业给女性的薪水也明显低于男性。
但是报告并未分析为什么在特定领域中男性的工资明显高于女性。公司规模、地理位置、行业可能都是造成工资差异的原因。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在较小的工资或非盈利机构寻求职业发展，在工资谈判方面可能也没有男性成功。来自雇主或客户的歧视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尤其在没有明确工资范围的法律、业务和管理职位中。
确切的说，工资差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了显著的改善。在1979年，女性的工资是同等职位男性的62%。这个数据已经提高了20个百分点，现在女性的工资是男性的81%。
大多数的改进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之间。公司差距的缩小在大衰退之后开始停滞，在过去的时间里，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就徘徊在80%左右。
英国性别歧视的历史
在20世纪之前，英国社会普遍持有这样的观点：女性是脆弱且需要男性保护的生物，她们既不能自给自足，也无法在工资劳动中发挥作用。这种观念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1）由于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工资劳动，因此低薪对她们来说似乎是合理的；（2）然而，低薪的女性工人可能会威胁到男性的工资水平。当时，英国男性认为女性不适合在工厂工作，她们应该待在家里，只有在家庭经济需要时才能进入工厂。这种偏见和薪资问题导致了男女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女工人的低薪并未得到男工人的同情，反而可能遭遇抗议和反对。许多工会为解决这一矛盾，选择不接纳女工人，而那些接受女工人的工会也持谨慎态度。
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女性劳动者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由于大量男性劳动力被调往前线，1915年英国各工厂面临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军需品部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行业开始招募女性。1915年春，财政大臣乔治·劳合（David Lloyd George）发起了女性战时服务运动（War Service For Women），政府虽给予女性更多工作机会，但并未改善她们的生活权利。工资问题留给雇主决定，男工人们担心雇主会给予女工人低薪，或在士兵复员时将她们解雇。他们要求的“同工同酬”成为了一个长期话题。实际上，在许多工厂，女性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但只得到男性工人一半的工资。
“劳动力削减”政策在战时创造了近70万份新工作，但这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它严重损害了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它让男工人感到，这些技术不熟练的女工人让很多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不再需要专业技能，从而加剧了对女工人的轻视，并让更多人认为“女工人只能做些微不足道没有技术含量工作”。战争期间，全职工作的女性人数增加到130万，同比增长了22%。在运输、银行和文职、公署以及邮局等行业，女性人数都有显著增长。
随着大量女性进入工作领域，新兴的女性工作者形象日益深入人心。女性不仅进入和平时期的行业，还参与了军事生产。她们以空前的爱国热忱投入军需品的生产，被称为“军需母亲”。然而，这种形象背后的真相是，女性待遇的恶化——战时经济不景气，迫使她们进入当时待遇较好的军工厂工作，但这些“优渥待遇”是暂时的。由于战时工资标准不断变化和通货膨胀，军需厂女工人的待遇也被抵消。许多工厂实行战时津贴政策，通过加班来授予工人津贴，代价很高，军工厂的工人们不得不每天工作12小时，周末也不能休息。在TNT附近工作的女工人们面临更加危险的环境，经常中毒。战争期间，大约有300名女工人因TNT中毒或爆炸而死亡。
女工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与她们所享受的福利几乎不成比例。为了解决待遇问题，战争期间的女工人像男工人一样，利用战时劳动力紧张来与政府谈判。1917年，《女工人》杂志发表了一个“战后目标愿望单”，其中包括医疗、津贴以及失业补助、税法改革等多项议题。女工人不仅要求工作权利，还要求休息权利，这一权利表明了女性对工作和家庭之外空间的诉求，推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1918年战争结束后，许多士兵重返工作岗位，发现许多女性已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女人必须走”，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随后的时间里，英国有75万女性因此失去了工作。曾经呼吁她们为国家工作的政府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在1919年召开的失业捐助大会上，没有一个女性成员，尽管接受失业补助的女性占到75%。为了安抚失业女性，政府将她们从工业领域转移到传统手工业领域。然而，无论在哪个行业，女性工会组织的诉求始终如一：缩短工时、提高工资以及改善待遇。女性工人的抗议浪潮一波接一波，英国当局无法继续忽视她们的存在，选择授予女性一些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以弥补她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1918年，国会被迫通过了三项法案，允许女性参选国会、进入牛津或剑桥读书、授予30岁以上的女性投票权。这三项法案看起来意义重大（至少在教科书上，它们几乎是女权运动胜利的象征之一）。然而实际上，当时女性工人的年龄普遍低于30岁；在一些领域，对女性的职业开放程度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还降低，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一度缺少医生，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拒绝招收医学院的女学生。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战并非女性工人生活的转折点，在此后的20年中，女性劳动者的生活依然十分辛苦，英国女权运动任重而道远。在一战期间，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确实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女性在家中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和19世纪无太大差别。在英国人的眼中，“女性”和“劳动者”这两个概念从未被真正联系到一起——他们让女人干和男人一样的活，却付给她们相当于男人一半的工资；她们可以在工作中显示出天赋和机智，然而却仍置于男性工人的监管之下；她们虽然能够完成一些艰难的工作，然而却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英国女性工人从来没有只接受“女性”或者“工人”的身份，正如她们所做的、已经做过的那样，她们不断地努力工作，直至大战结束。或许她们曾在战时的紧张工作中获得过社会的认同，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她们又被丢进“工业的垃圾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