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话，又称巴蜀方言，属汉语西南官话。现今四川话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时期，是由明之前流行于四川地区的蜀语和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地的各地移民方言逐渐演变融合而形成的。
成都话是川剧和各类曲艺的标准音，同时由于四川话内部互通度较高，各方言区交流并无障碍，因而四川话本身并没有标准音。
部分语言学家认为，四川话并不等同于“四川方言”，因为除四川话外，四川省境内较为常见的汉语言还有土广东话（属客家话）和老湖广话（属湘语）等，其都以方言岛的形式分布于四川各地。同时，四川省境内还拥有大量藏语、彝语、羌语的使用者。但由于四川话在四川具有强势地位，是事实上的通用语，一般而言，土广东话与老湖广话的使用者同时也是四川话的使用者，而部分藏族、彝族、羌族地区，特别是康定、雅江、昭觉、马尔康、松潘、丹巴等州府、县府所在地，也通用口音接近的四川话。
四川话的历史发展
四川话发源于上古时期非汉族语言的蜀语语和古巴语，迄今四川话的原始层中仍然保留了“坝”（平地）、“姐”（母亲）、“养”（您）等来自上古时期古蜀语和古巴语的词汇。之后四川话便随蜀地区的历史进程和移民更替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先是秦灭蜀后，蜀地区逐步形成属于汉语族但独具特色的蜀语。其后在明清时期，由于大量来自湖广等地的移民进入四川，蜀语同各地移民方言演变融合而最终形成了现今的四川话。
四川话禁忌语
四川话拥有丰富且自成体系的禁忌语系统，早在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中便有对蜀语中禁忌语的记载，蜀话的禁忌语中体现了较多的蜀地区的风俗、语言特点。
首先，蜀话中的忌讳说凶恶动物，例如蛇在四川话中的讳称有“梭老二”、“梭梭”、“干黄鳝”、“长虫”等，老虎在四川话中的讳称有“猫猫”、“大猫”、“大头猫”、“扁担花”等，狐狸在四川话中的讳称为“毛狗”，老鼠在鼠话中的讳称有“耗子”、“老水子”、“高客”、“喜马”等。
其次，四川话中忌讳说不吉或不雅的词，如与“散”同音的“伞”往往被称作“撑花儿”或“撑子”，而死亡在四川话中通常被称为“不在”，并有“莫搞了”、“莫脉了”、“戳火了”、“撬杆儿了”、“翻翘了”等说法，再如生病在四川话中被称为“不好”或“装狗（狗）”、“变狗（狗）”。
四川话的生存危机
虽然四川省通常被认为是方言较为强势的地区，但事实上由于中国政府的“推广普通话”政策，四川话的生存环境正受到普通话的强烈冲击，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四川话长远甚至有完全被普通话取代的可能。
一方面四川话在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及部分公共场合的使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学校尽量使用普通话教学，且没有教授四川话的课程，从而导致四川地区80年代后出生的人使用母语的能力较弱，所使用的四川话受到了普通话的严重影响：其特有的语音成份有些正逐渐趋同于普通话，但另一方面普通话的语音成分又很难进入四川话，因而音韵系统正在简化。
同时，普通话的推广还使四川民众对自己母语产生了较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仍然对四川话拥有很高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却认为四川话地位层次较普通话为低，虽然事实上各种语言之间并没有贵贱之分，但这种心理也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四川话式微的过程。基于相同的心理，在四川话内部，入声保留的岷江小片，由于受到相对强势的成渝片和普通话的双重影响，处境更加危急。
由于缺乏母语教育，年轻一代已经无法熟练掌握四川话丰富的词汇、短语及句式；同时也无法掌握四川话中大量字词的读音，音韵机械模仿普通话，例如[v]声母在年轻一代中丢失严重，[ŋ]声母、[yo]韵母也有一定的丢失现象，同时[k]声母误读为[tɕ]、[s]声母误读为[tsʰ]、[x]声母误读为[ɕ]，[ən]韵母误读为[uən]、[ue]韵母误读为[o]等现象也很突出。不过有学者认为四川话的部分固有的音系特征，如特有的调值，一些难以被普通话取代的韵母、声母，在一定时间内仍会继续得到保持。
四川话的式微势必会使以四川话为根基的巴蜀文化，特别是以四川话为载体的蜀传统艺术（如川剧、清音、相书、竹琴、金钱板等）遭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也随之消亡，因而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定保护方言的呼声，而部分四川民众对四川话不自信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例如成都地铁只使用普通话和英语报站，却不使用四川话报站，就引起了网络上的激烈争论。而中国广电总局宣布的对四川话方言剧的禁令，也引发了很大争议。
四川话发源于上古时期非汉族语言的蜀语语和古巴语，迄今四川话的原始层中仍然保留了“坝”（平地）、“姐”（母亲）、“养”（您）等来自上古时期古蜀语和古巴语的词汇。 之后四川话便随蜀地区的历史进程和移民更替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先是秦灭蜀后，蜀地区逐步形成属于汉语族但独具特色的蜀语。其后在明清时期，由于大量来自湖广等地的移民进入四川，蜀语同各地移民方言演变融合而最终形成了现今的四川话。 上古时期，四川盆地中存在蜀族与巴族两个非华夏族的民族以及蜀国与巴国两个独立的国家，其不仅拥有各自独立的语言：古蜀语和古巴语，还拥有被概称为“蜀图语”的独立的文字系统。 古蜀语与当时的华夏语截然不同，与现今羌语、嘉戎语、彝语、纳西语和土家语等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 。 公元前316年，秦国相继灭掉巴蜀两国，逐步将中原华夏族的制度、政令推行到蜀地区，并开始大量的向蜀地区移民，蜀地区出现了古蜀语和华夏语并存并用、相互渗透的局面。之后随着秦汉时期大量的中原汉人迁徙入蜀，并且在西汉末年形成了具有较为统一特色的蜀语。《文选》卷四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中记载：“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同时根据扬雄《方言》中的记载，当时梁益地区的方言与秦晋方言已经较为接近，表明此时的蜀语已经属于汉语的一个分支。
西汉末形成的蜀语作为上古时期汉语族的一个独立分支，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声调与词汇两方面。在声调方面，陆法言《切韵序》有“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的记载。同时黄鉴《杨文公谈苑》中称：“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旨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这说明此时蜀语声调具有自身特色。而词汇方面，此时蜀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吸收了来自非汉语的古蜀语的词汇。扬雄《方言》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文献中都记载了大量四川地区的特殊词汇，来自古蜀语的词汇包括“坝”（平地）、“姐”（母亲）、“不律”（笔）、“养”（您）、“曲鲙”（蚯蚓）、“阿婸”（我）等，其中“坝”、“姐”、“养”、“曲鲙”至今仍保存于四川话之中。 宋末元初，长达52年的蜀抗元战争使自唐以来经济文化高度较发达的蜀地区遭受重创，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蜀地区有259万户（约1200万人，占南宋全国的23.2%）；而到元占领蜀之后的至元十九年（1281年）便只余12万户（约60万人，占元全国的0.7%），减少了约95%。 元末明初，在这种低人口背景下，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等地的移民开始陆续进入蜀，形成了蜀历史上的第一次“湖广填蜀”大移民运动。中古蜀语和各地移民方言融合演变，现今四川话由此开始逐步形成。明代四川土著居民人数较移民仍占优势，蜀话也仍以宋元蜀语为基础继续发展 ，但已经与现今川西、川南一带的老派四川话（灌赤片）较为接近。
根据明末清初成书的《蜀语》以及其它文献的记载，明代蜀话音韵上的主要特征包括： 一、入声仍然保留，独立成调，但川东、川北地区的入声尾（喉塞音）已经式微。 二、平声未分阴阳，因而明代蜀话中仅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 三、[-m]韵尾已经消失，并入[-n]韵尾。这三个特点与此时的官话迥异，首先，依据《中原音韵》记载，北方官话早在元代就已经入声消失，平分阴阳；同时北方官话中[-m]韵尾并未消失，因此蜀话与北方官话并没有同步发展。 另外从词汇上来看，明代蜀话词汇以单音节词居多，表现出与南方诸汉语相类似的特点，这表明蜀话在形成期更多的受到了南方汉语而非北方官话的影响。
明末清初，蜀地区再次陷入战乱，人口锐减，之后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使四川人口构成发生剧变。就全川而言，移民运动之后四川土著居民仅占四川总人口的约30%。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中，四川各地受到的破坏程度相差很大，川东、川北地区受战乱影响严重，而川南地区却受影响十分轻微。当时还有大量川东、川北的四川土著居民，前往川南地区以及与川南毗邻的滇黔北部地区躲避战乱。 因而，川南地区的存留的四川土著居民人数可能较移民仍占优势，其中又以峨眉、乐山、犍为一带为最，从而使以宋元蜀语为基础的明代四川话在川南地区仍然得到存留。与此同时，大量来自湖广、江西、广东等地移民进入川东、川北地区，从而使四川话内部产生了新派（川东、川北）与老派（川西、川南）的分化，奠定了现今四川话内部新老两派并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