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剧由“人体时钟”“炸弹狂徒”“侦探小说”“驱獾施魅”“甲乙丙”“游园惊劫”“催眠诡事”“夜神会”八个风格迥异的故事组成，从故事出发，展现的却是那个时代的善良与罪恶，堪称民国“八宗最”。
有人因为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从而一点点变成恶魔，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已回以凝视；有人为了替别人伸张正义，不惜以惨烈的形式牺牲自己；有人犯错被惩罚，却始终认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竟然想故技重施，连累普通百姓；有人道貌岸然，日光下是人，月光下化身为鬼，要用无辜的生命完成自己疯狂的执念……或是最深情、恶毒、自私、执迷不悟、可怜、狂妄、博爱、遗憾，八个单元故事，探究善与恶的极致对抗，更用 “凡人善举”为阴霾带来了暖意阳光。
1996年8月，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和他的同事亚当·梅勒以美中友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两年。那一年他27岁，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未听过涪陵，涪陵在这之前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互不相闻，却千里相会。两年之后的1998年的冬天，当他回到美国的家中，花了四个月时间，从远方观望和书写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切记忆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那长江上的点点星光，小城嘈杂的声音，污浊的空气，挑着扁担的棒棒大军，围观他们的群众，都变成了一幅幅画面。
这个城市最初留给他的印象如此丑陋：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
他在涪陵师专教授莎士比亚和文学，在与陈旧观念做迂回斗争的同时，他开始意识到，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这是隐晦的说教，迂回的批评，善意的提醒。
《江城》里的涪陵是中国城镇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何伟刚到涪陵时，说到了一个强烈的、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观状态的印象，“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这种怪异的经验，也是我们阅读《江城》的经验。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都被描摹出来。这种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那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其实是被陌生化的。何伟写出了他的异质经验，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了陌生感。
以何伟在涪陵时对“个人”这种观念的观察为例。他说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惊讶于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在涪陵的人们，他们的自我意识都是别人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
也正是这种对外在价值的投射定位，使我们很少能做到独立思考。出现问题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积极应对，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反而丧失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时机。我们习惯于集体和社会这样的宏大概念，反而忽略了自我价值的清晰定位。对牺牲精神的过度阐释和宣传，对志愿者精神的误读，都是这种“个人”概念的歪曲所致。
何伟通过《江城》提供给我们一种观察自我的方式，即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通过一种对熟悉生活的重新叙述察觉出其中的文化冲突——不是缘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而是觉醒的个体与模糊的群体之间日益分明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