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从历史记载中分析
根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_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从这里来看,伍子胥鞭尸却又其实,但是我们不能单一的从这一方面来看。
伍子胥究竟有没有掘墓鞭尸呢？我们来看看一位学者的详细分析。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心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和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的反抗精神。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当代学者张君认为,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他的论据如下：
一、按春秋笔法与义例,凡有乱臣贼子以下凌上之事发生,莫不口诛而笔伐。孟子曾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按此,则楚平王虽听谗信诬,杀戮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暴主,但倘若伍子胥掘其墓,鞭其尸,仍会被春秋视为非分之道,大书特书,贬其为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五个字：庚辰,吴入郢。如此淡淡一笔便透露出定公四年并没有发生掘墓鞭尸这件僭冒至极的暴行。
二、左传记楚事尤为详备,宋代郑樵甚至因此断言：左氏之书序楚事最详,则左氏为楚人。但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据此可见,吴兵入郢后,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与第三号人物之间便因争占楚国宫室,把偌大的一个郢城闹得乌烟瘴气。当时,派出去追歼逃亡在途的楚国君臣的只是少许部队,遇到一个执意庇护昭王的小小随国,便奈何不得,扫兴而归。在这种情况下,吴兵又有何暇费工旷日去为子胥、伯_二人钻穴锥埋、掘墓鞭尸呢？何况,如真有此事发生,那么按左传惯例,通常也会在传文后照应或补著一笔的。
三、不论是国语之楚语、吴语,还是先秦诸子,均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掘墓鞭尸。国语作为国别史,较多地保持了列国史书记载的原貌和素材,没有给予过多的加工、熔铸。先秦诸子有的生活在吴楚大战当时,有的虽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但因相去不远而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但他们中谁也不曾提起或言及这件事。如果不是就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上述诸书保持缄默有意不载岂非咄咄怪事！而且,伍子胥如果真的曾经引狼入室、掘墓鞭尸、淫乱宫闱的话,那么,不论是当代楚人,抑或是后世楚人,无疑都会笔伐之、口诛之、同仇共忾声讨之。但是遍寻史籍却没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另值得注意的是,如子胥果真掘平王之基,这一举动本身就辱及先人,何以据文献记载楚人还继续纪念并称颂伍氏先人在楚国的功绩和事迹呢？又,屈赋所涉楚史上的悬疑怪异之事甚多,可是也未有只言片语说到掘墓鞭尸事,而尤令人诧异不已的是,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楚人对伍子胥的倾心颂扬,雄辩地证明了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
传世经籍中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较诸子为晚的吕氏春秋。其首时篇曰：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公羊定公四年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慨然在吴王面前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
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云：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述了其壮烈的事迹,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然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像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张君认为,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
伍子胥掘墓鞭尸，可是有的史书记载是鞭墓，有的记载是鞭尸到底鞭尸没有？
鞭尸了。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伍子胥父亲），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伍子胥哥哥）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伍子胥）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子胥四处逃亡。
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当初，伍子胥携楚国公子建逃亡至郑。公子建联络晋国谋反一事泄露被杀后，伍子胥又投吴逃奔至韶关，因苦于无船渡河而一夜白头。正在又愁苦又害怕的时候，一船飘然而至。
待安全过河，伍子胥却放心不下，再三叮嘱艄公事勿外泄。艄公一声长叹：“我敬公是国家忠臣良将，才冒死相救，公却不信于我。”言毕，将船划至河心自沉以表心迹。因了伍子胥的多疑猜忌，竟枉害救命恩人。
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他辅佐阖闾修理法制任用贤能，奖励农商充实仓廪，治理城郭加强守备，又举荐深通兵法的齐人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一带强国。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叶。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此后，伍子胥与大军事家孙武共同辅佐吴王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镇晋国，而使吴国称霸一时，伍子胥也由此博得着名军事家、谋略家的美名，在民间享有盛誉。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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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争议
对于这一传说，古文献存在“鞭尸”和“鞭坟”两种不同记载，而近年又出现一种完全否定“鞭尸”、“鞭坟”的意见。
1、鞭尸说。《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史记·伍子胥列传》曰：“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可见，司马迁记此事应当无误。扬雄《法言·重黎》也有这种说法，然后批评伍子胥“鞭尸籍棺，皆不由德。”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庐内传》，除记有“掘墓鞭尸”的情节外，更增加了“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的细节。照此看来，说伍子胥掘墓鞭尸，是有根据的。
2、鞭坟说。此说首先见于《吕氏春秋·首时》的记载，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谷梁传·定公四年》则说，他“挞平王之墓”。
《淮南子·泰族训》和《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也都说伍子胥鞭坟。从古文献史料价值来看，《吕氏春秋》成书早于《史记》一百多年，所言楚国史事应当是可信的。这样，伍子胥只是鞭坟三百，没有掘墓鞭尸。
3、否定说。张君在《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上发表《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一文，完全推翻“鞭尸”和“鞭坟”两说。他认为，伍子胥既没有掘墓鞭尸，也没有鞭墓泄愤，甚至连破郢之战都未参加。
其主要理由是：
1、《春秋》等记载春秋时期史事最早又最有权威的典籍，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左传》仅记载楚平王杀伍奢一家的事，用谴责的笔调而对伍子胥用同情的笔法，屈原也称赞并自拟于伍子胥。
2、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郢都，正是孔子在世的时代。孔子最容不得乱臣贼子，伍子胥引吴入室，掘墓鞭尸，可谓罪大恶极，但孔子言论确只字未提。
3、《公羊传·定公四年》明确记载伍子胥忠君、不报私仇的思想：“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他主观上也不愿做掘墓鞭尸之事，这是十分重要的。
